回到北京，家人才告知這次我被允許奔喪的細節。事實上，我獲知父親病危而向中國政府要求的簽證，是被拒絕了；與此同時，北京的家人獲得提示：除非老爺子本人提出要求，否則沒有商量餘地。家人只好以父親的名義草擬一封信，拿到病床前念給他聽，這麼做，等於將絕症直接袒露給病人。父親簽字以後，一個禮拜就走了。他簽了一封自己的絕命書。從冰冷的程序角度來說，這個黨是接受了我父親提出的要求，即允許他那流亡的兒子回國為他送葬，由此而體現了對他的「人道主義」，那彷彿也是間接地施行於我的。我只是不知道，父親在彌留之際，明白了此種「人道」的含義沒有。
「組織上」自然是要為父親舉行遺體告別的，雖然他本人在遺囑中已經寫明「我死後不發訃告，不開追悼會和遺體告別會，不寫生平簡歷」等等；我們作為子女，也無法替他持守遺願。這個儀式，定在八寶山公墓的「菊廳」，告別者多為父親生前的同僚，於是我事先得到通知，其中許多人不方便與我碰面，儀式將分為兩段進行，前一段是「官辦的」，要我迴避；他們辦完之後，專門留下幾分鐘的儀式，乃特意為我一人舉行。我又能拒絕嗎？我只出現在父親的私人身分的這一面，其實也好。當我一個人被擋在「菊廳」外面的時候，忽然覺得，我回到這裡來竟有點荒唐似的。裡面有人來叫我，說輪到你了。我慢慢走進那「菊廳」，抬眼看見父親寬厚的遺容，我很想跪下去磕三個頭，可在這陌生而敵視的氛圍中，我竟跪不下去……
後來，我跟姐姐一道取來父親的骨灰，彷彿父親才回到我們家中。捧著盛骨灰的紅綢袋，微微燙手，好像父親的體溫還在。接下來，我們還有難題：父親的骨灰盒，要不要送進八寶山革命公墓？若是這樣，媽媽怎麼辦？她還一個人躺在太子峪陵園呢。媽媽自然是沒那進八寶山的「資格」，她也不要進那裡去。我們有什麼理由讓父母的骨灰分開安放呢？
我終於自己來到媽媽的墓塚前。她孤零零地躺在這裡，等了我整整十二年。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理當依循風俗，年年清明來此祭掃，這是起碼的人倫，可我卻無法履行這一點點為子的孝道。我跪在媽媽墓前深感罪責。來見媽媽之前的幾天裡，我夜夜失眠，被一個艱難的決定所折磨：難道我還要讓媽媽獨自躺在這裡嗎？父親也走了，他把這個問題留給了我。媽媽待在這裡，是在守望她那流亡海外的兒子，今天她終於等來了我，媽媽留在這裡的理由已經消失。我要帶她離去。
不久，我們姐弟三人，加入北京殯葬系統組織的骨灰海撒人群，來到天津塘沽渤海灣，捧著父母的骨灰，登船馳入海灣，親手將骨灰撒進大海。我是長子，我承擔這個決定的全部責任。我對姐姐弟弟說，父母皆有遺囑，兩人都堅持他們死後不留骨灰，僅以尊重死者遺願這一點而言，我們也只能這麼做。
對我而言，媽媽的那個墓塚一旦空了，我的牽掛也就消失了。中國再也沒有我的家。
＊作者為中國八十年代報導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八九民運之後流亡美國迄今。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晨曦碎語》（印刻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