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後，西方文化開始從政府單位往下滲透，進入日本上層社會的生活。鹿鳴館是明治早期的不朽象徵，它是一座法式文藝復興風格的會堂；日本精英階級會盛裝打扮，在鹿鳴館內跳華爾滋，與富有的外國人往來交際。從一八九○年代起，城市的白領階級也開始穿起英式西裝。
石津謙介的童年正值大正時期，日益增多的中產階級此時也加入精英階級的行列，開始採納西方習俗。大眾對肉類與乳品的消耗量越來越高，激進派系要求擁有更大的民主代表權。石津謙介正是這個時代下的產物，會玩棒球這類外來運動，對漢堡和牛排的喜愛更勝過魚類。石津很早就表現出對西方服裝的興趣。因為實在太想穿上帶有金色鈕釦的黑色學蘭外套，他甚至要求父母讓他轉學到離家較遠的學校。中學時，石津就和他的裁縫師設法在不違反學校服裝規定的前提下，增添制服的花樣變化，像是褲子後口袋上的方形口袋蓋，還有較寬的摺邊。
日本的社會風俗在一九二○年代開始出現急速變化，而惡名昭彰的「モボ—摩登男孩」和「モガ—摩登女孩」正是先鋒部隊。在一九二三年經歷慘重的關東大地震後，許多日本婦女紛紛改穿實用的西式洋裝，以便在災難突發時能快速應變。相形之下，摩登女孩則將西方文化融入造型，穿上絲質洋裝，搭配鮑伯頭短髮。她們的摩登男孩男友則把油亮長髮往後梳，穿上寬大的喇叭褲。每逢週末，摩登男孩與女孩群聚在東京繁華的銀座區，在燈火通明的鋪磚街道上漫步。這些年輕人將日本的西方文化從鹿鳴館模式當中解放出來，從上層階級手中奪下時尚的領導權，將它帶往未經權威核准的方向。
一九二二年，在答應父親日後會返鄉接掌家族事業後，石津謙介搬到東京就讀明治大學。由於生活費豐厚，他成了一個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行動派」。他日後年老時回想：「我的學生生活精彩無比，從沒無聊過。」他擔任拳擊教練，成立校內第一個摩托車社團，還和朋友經營一家無照計程車行。短短幾個月，石津謙介就成了道地的摩登男孩。
出於骨子裡的摩登男孩精神，石津謙介拒穿務實的學蘭校服，而是去訂做一套三件式的棕綠色粗花呢西裝，價格相當於大學教授的半個月薪水。他會以白棕相間的鞍背鞋搭配這身西裝。石津謙介隨時都穿著這套時髦的西服，就算在東京悶熱的夏季也不例外。
不過，摩登男孩與摩登女孩的活躍期並不長。由於日本政府擔心左翼激進分子崛起，於是在三○年代初改變了原本的自由解放政策。東京都警視廳開始進行掃蕩青少年犯罪的行動，誓言要讓東京各家舞廳關門大吉。執法人員在銀座街頭鎖定造型太過時髦的年輕人，逮捕正在進行任何有「摩登」之嫌活動的人——不論是看電影、喝咖啡，甚至只是在街上吃著烤地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