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教父》，該我說的，我大致上都說了，而且，該讚揚的也都讚揚了；我也早就清楚表明，關於這個案子，馬里歐．普佐（Mario Puzo）做了「最艱鉅」的工作，這正是他的姓名會出現在片名之前的理由。我對這部電影的特殊價值，乃是由於我的義大利-美國的養成背景，以及我對紐約義大利人的熟悉；譬如他們談話的方式，他們的風格和獨特的氛圍，以及他們所看重在乎的種種。那種道地的文化傳統，遍佈在一道由黑幫所驅動的劇情軸線上時，便賦予《教父》某些新意。確實，如果將這部電影與過去許多黑幫電影比較，甚至是偉大導演的傑出作品，如霍華．霍克斯（Howard Hawks）的《疤面人》（Scarface, 1932）中，就是由意第緒語劇場出身的保羅．茂尼（Paul Muni）精彩地扮演拿坡里人艾爾．卡邦 （Al Capone）。
又如威廉．惠曼（William Wellman）的《人民公敵》（The Public Enemy），也很少由義大利人來演義大利人，尤其是那十分少有的綜合體，紐約的義大利裔美國人，你應可意識到那些「像者樣醬話」的人，通常由出色的猶太裔演員來假扮義大利人。甚至在《教父》中，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並未假裝自己是義大利人；他假裝自己是個紐約義大利人，這正是我對此一族群的通透熟稔得以充分發揮之處。湊巧的是，馬龍曾經告訴我，他對表演這回事的整個了解，可能來自於他在與保羅．茂尼一起演出《旗幟的誕生》（A Flag is Born）舞台劇時，從旁觀察茂尼的表演。
大致說來，我們家族是由街坊鄰居當中的所謂的「好孩子」逐漸發展起來的：他們以進學校、受教育作為在這個美麗新國度功成名就的關鍵。然而，他們知道還有其他人，那些使得整個社區驚恐不安的「流氓痞子」，長大成人後變成或小尾或大咖的黑幫份子，那些殘暴不仁、反社會者，就像是亨佛萊．鮑嘉（Humphrey Bogard）在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的電影《死胡同》（Dead End）中所飾演的角色。我父親和幾位伯伯叔叔都曾就讀史岱文森高中（Stuyvesant High School），都是該校交響樂團的明星樂手；所以是音樂領域，而不是犯罪世界吸引了他們。但是在家庭文化方面，雖然不盡相同，卻也相去不遠：他們吃的喝的，以及生活的種種，3、4個兄弟如塞沙丁魚一般擠在同一張床上睡覺，母親操持所有家務，烹煮三餐、裁製並修補一家大小的衣服，並且把一顆柳橙切成多份，七兄弟各吃一片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