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時代革命》裡，在反送中這場「無大台」的抗爭運動中，像陳伯與熊仔這些原本不被大家熟知的小人物，他們在這場運動中做了什麼？為什麼這麼做？周冠威都詳實地記錄了下來，並向觀眾訴說香港示威者們是如何見證、參與這場從此改變香港的重大運動。
一旁的台灣藝術家雪克（Shake）抽著菸淡淡地說，《時代革命》呈現的現場真實聲音震撼，也讓她「一直回想到那一年，一直在關注香港。」2019年，雪克曾為了六四事件30週年，在中正紀念堂前設置巨型六四坦克人氣球的裝置藝術，引發媒體關注。
雪克說，她記得反送中運動那年，自己曾收到一個Google雲端連結，看到「很多香港人把自己拍到的（抗爭現場）畫面放在那裡」，素材數量龐雜。雖然不確定周冠威使用的素材從哪彙整，但以紀錄片素材使用的豐富程度來看，工作量「真是很難以想像」。
當記者問到，「你認為紀錄片會是一種抗爭方式嗎？」雪克先是很快地回答「當然是囉！」後來又補充：「這個問題有點怪」，因為「所有任何的藝術表達都可以是一種抗爭的方式。」
《狂飆一夢》紀錄片、長期關注台灣政治與社運的導演廖建華則認為，拍紀錄片是紀錄片工作者參與抗爭的方式，每個人就各自的「戰鬥位置」，「做了他們能做的事，影像紀錄整理則讓這些事能有價值地留下來跟傳播。」
他說，《時代革命》不只是呈現時間軸敘事，也有很多香港人在抗爭過程中淬煉出來的、某種人類的教訓與溫暖。不管是大到對抗威權，或小至情侶家人之間的牽掛，這部片某種程度上都可說是紀錄與見證。
「很多人講手機拍片，現在是一個影像很氾濫的時代，但還是需要某種敘事或是某一套整理過的東西，作為一個認識、記憶或傳承，也是我們這一代或是下一代人的某種備忘錄。」廖建華說。
台灣人有共鳴
《時代革命》呈現了中國如何收緊對港管治，亦談到了同樣面臨威脅的台灣。
「在國家安全上，我們對面就是有個中共。」首映會結束時已經接近晚上10點半，與四位導演及藝術家聊著聊著，最後時間已經接近午夜。廖建華站在街邊、戴著口罩，一邊等著宵夜一邊告訴記者，台灣人或許沒辦法體會跟香港人一樣的恐懼，或經歷他們面臨的，「但我們應該比全世界很多地方的人可以更有同理心或共感。」
廖建華說，2019年時自己原本要前往香港拍攝作品，看到在香港的同業陸續傳來被搜查手機的消息，於是出發之前，他也把自己手機裡的素材做了「整理」，只是後來仍「因為抗爭已如戰場」，最終沒有去到香港，但那是他作為紀錄片工作者，「第一次明確感受到恐懼」。
曾在2019年到香港現場參與抗爭的台灣紀錄片導演陳君典也透露，自己有認識的香港同業選擇留在香港繼續拍片，但因為題材與政治有關，還曾將素材寄到他家備份留存，「因為他就是擔心有一天他家裡就被抄掉。」
有港人選擇留在香港，也有些選擇來到台灣。廖建華說，他一位香港朋友來台後，曾參與過沾邊政治議題的拍攝工作 ，最終選擇匿名。
廖建華解釋，這不只是因為風險考量。他的朋友告訴他，自己是看到《時代革命》幾乎所有工作人員匿名後做的選擇。廖建華說，就像《時代革命》裡的抗爭者一樣，手足間彼此不太過問職業、年紀，離開了抗爭現場、脫下裝備，可能都不知道對方是誰。
《時代革命》裡提到，「『沒有人』即是『所有人』」（Nobody is Everybody）。香港人在自己的崗位上，以自己的方式繼續往下走。廖建華說，「也許對他們來說，職稱跟名字沒有那麼重要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