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自一個於午夜建國的國家。然而在我生死交關時，時間不過剛過正午。
一年前我離家去上學後，就再也沒回家了。我被塔利班分子開槍擊中，接著我在失去意識的情況下被飛機載離巴基斯坦。有些人說我再也不會返回故鄉了，但我心裡確信我一定會回去的。沒有人願意被迫離開心愛的祖國。
現在，每天早上當我睜開雙眼，我渴望能見到放滿我的物品的那個舊房間，有我滿地的衣服，還有架上陳列著學校頒發的獎狀。但是我卻是身在一個跟我親愛的祖國巴基斯坦、我的故鄉史瓦特河谷有五個小時時差的國家。你能想像的便利這裡一應俱全。每個水龍頭都有自來水，冷熱水任君選擇；不論晝夜，控制燈光只需要按下開關，不需要用油燈；也不需要先去市集搬瓦斯桶回來接煮飯用的爐子。這裡的一切都非常現代，甚至只要拆開包裝就有熟食可吃。
當我站在窗邊往外看，能看見高樓大廈，長長的道路上，車陣井然有序地移動著。樹叢和草皮都修剪得整整齊齊，還有平坦的人行道供人行走。我閉上眼睛，有那麼一刻我像是回到我的河谷了——山頭白雪靄靄的高山、綠意盎然的原野還有湛藍的河流——一想到史瓦特的人們，我的心就會愉快地微笑。我的心思帶著我回到學校，和我的老師還有同學團聚。我見到我最好的朋友莫妮芭，我們坐下來一起聊天談笑，好像我從沒離開過一樣。
接著我想起來我現在人在英國伯明罕。
一切都在二〇一二年十月九日這天改變了。這天並不是什麼太美好的日子，因為剛好是學校的大考日，不過書呆子如我，我並不像有些同學感覺考試是什麼大事。
那天早上我們一如往常搭著色彩繽紛、噴著廢氣的黃包車隊，每臺車上擠著五到六個女孩子，來到狹窄泥濘的哈吉巴巴路。自從塔利班時期以來，我們的學校不能再有任何標誌，隔著伐木場的白牆裡，銅製的大門上毫無裝飾，讓人看不出圍牆內有著什麼東西。
對我們女孩子來說，那扇門就像是一道魔法之門，通往我們專屬的世界。我們魚貫進入後，便立刻揭開頭紗，就像清風把雲朵吹開，好讓陽光可以灑落一樣，接著我們會快步走上樓梯。樓梯上方是一個開放的庭院，有好幾扇門通往不同的教室。我們把書包留在教室裡，然後在天空下聚集進行早禱。我們背對著群山立正。一個女孩發號施令：「Assaan bash!」就是「稍息！」然後我們的鞋跟相扣，答應道「真主阿拉！」接著她說：「Hoo she yar!」也就是「注意！」，我們會再次鞋跟相扣答道「真主阿拉！」
這間學校是我父親在我出生前創辦的，上方的牆面用紅色與白色的顏料驕傲地漆上「卡須爾學校」。十五歲的我們念九年級的課程，每個星期有六個早上要去上學，背誦化學公式或學習烏爾都語（Urdu）文法；用英文格言像是「欲速則不達」寫故事，或是畫血液循環的圖表——我大多數的同學都想成為醫生。實在很難想像誰會把這樣的事看成是一種威脅。然而學校的門外，不只是有史瓦特的主要城鎮明戈拉的吵雜和瘋狂，還有許多像塔利班分子那樣，認為女孩子不應該上學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