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實說，我是不足以知任公的，若謂詳其生平，傳其遺聞軼事，以供士林之佳話，則我不如其家屬與故舊。至述其歷次政治運動之經過，以為後來修史者之採擇，則以參預其事者，所言較為親切，而我則沒有預聞過一次。又如論其思想之變遷，學術之成就，則清華硏究院諸人，皆親炙於任公甚久，傳經之任，似屬於他們。無論從那一方面講，我是不適宜於傳任公的。
我與任公，在民國七年（一九一八）赴歐船上認識，朝夕相處，不過同船之五十日。一九一九年在巴黎，雖時有過從，但交換意見之機會不多。他是已經成名的人，我則方開始讀書，彼此之地位不同。我方銳意於進取，他則正欲退而著書，彼此之心情互異。他始終是漸進的改良主義者，顧慮極多；我那時方浸淫於社會革命之說，嫌國民黨之主張，還太溫和，彼此之主張又相反。此等柄鑿之情，不特不能對任公增加瞭解，反而以增加不瞭解之成份爲多了。
回國以後，擔任各大學「中外關係史」講席，幾二十年，始認任公爲對現代中國影響最大之人。乃取歷史背景，任公主張，及當年回憶相結合，而開始瞭解任公。覺得其人爲書生本色，而大智若愚，能以天下爲己任，誠不愧爲大政治家。說他是書癡、是學者、是政客、是政論家，都是袁世凱嘍囉們曲學阿世之一脈相承的糟塌他的話。他的做學問、寫政論，都是做政治家的預備工夫。民國初年他曾做過擁有三百國會議席之進步黨黨魁。我想如以兩黨政治爲民主原則，必不吝予任公以政治家之地位的。
更奇怪的，任公雖昌言反對革命，而實爲革命家。我的解釋，改良派倘以請願協商爲最後手段，一定沒有力量，而當局必然不會答應。故請願不成的出路，必爲革命。可以說請願爲合法行動，而革命爲直接行動，兩者須交相爲用，始配稱政治運動；否則上呈文而已，何需於羣衆，更何有於示威？故改良派倘沒有革命手段，而只是改良，則最後亦必連改良之主張而拋棄之，不至變為磕頭蟲的官僚政客不止。試就中國近百年史觀察之，當年叱咤風雲之士，其終於墮落者，滔滔皆是。戊戌之變，庚子之自立軍起義，豈非掛著保皇招牌，而骨子裏頭幹著革命運動嗎？護國討袁之役，豈不是表裏如一的革命運動嗎？如說任公此舉，尙不配稱為革命，則我們眞要自承，不懂什麼才可稱為革命了。
任公不僅實行革命而已，且亦曾在文學上，鼓吹革命排滿。此種文字，除見於新民叢報、新小說外，尙有一種雜誌，名中國秘史，與孫中山先生合辦，一共出了兩期，專言宋明亡國與洪楊遺事。其在《清議報》所載，最富革命性的文章，莫如少年中國說。殆欲否定既往，抹殺老年人的一切，非革命之情緖而何？其言略曰：「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所未經者，故常常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多行樂：惟多憂也故灰心，惟行樂也故盛氣。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苟且也故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厭事也，故常覺一切無可爲者，惟好事也，故常覺一切無不可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