㈡自鴉片戰爭而後，少數有識之士，怵國運之凌夷，慮大難之將至，知非於詞章考據之外，別求經世致用之學不可。龔自珍及魏源之著作，即表現此種趨向。後經洪、楊之亂，四海沸騰，一時削平大難之功，端賴實行之人，益見徒事咕嗶之無用。而曾、左輩盱衡當世，每歎才難，提挈誘掖，不遺餘力。講求實用，是為第二種趨勢。
㈢鴉片戰爭之結果，雖未能醒中國人之迷夢，亦已使其知汽船鋼炮之不可忽視。當洪、楊時代，英、法以舟師數千，直搗京畿。其後敉平江南，以傾國之師，收效之速，不若英將戈登一旅之眾。此等事實，已足使不甚頑固者堅信泰西之優勝，而有模仿之必要。故亂定後曾國藩輩即興建福建造船廠、江南製造局及江南譯書局，並派人出洋留學，初僅注意其器械及戰術，漸乃及其政法。薛福成及郭嵩燾，此種運動之代表人物也。效法泰西，是為第三種趨勢。
康南海者，於此三種趨勢，各集其大成，而復熔之於一爐，搏之為一體，以鮮明之旗幟，懇切之呼籲，宣傳其說，而卒以易天下者也。梁啟超者，在此旗幟下，一員最有力之大將也。
戊戌政變，在政治上為徹底失敗之運動，而在「社會思想」上實為一掃霾撥霧之颺風。其影響之顯而見者，在此時前後，國民日用語中，不知增加幾許新名詞新口號。若變法也，改制也，民權也，平等也，自由也，議會也，立憲也，廢科舉也，興學校也，重女權也，戒纏足也，不可殫列，舉國觀聽為之一新。綜論其結果，在政治則促起「維新」之自覺，在青年思想上，則促起「新學」之自覺。凡此乃舊時代與新時代轉變間之一大關鍵，而康、梁實與有轉移之力也。
試一觀當時中國風氣否塞至何程度，便知康、梁輩之功績。光緒十四年，康氏初上變法之書，舉世目為病狂，大臣格不代奏。其後引用，朝野嘩哄，攻擊環集。戊戌秋，有平江蘇輿者，集當時抨擊康黨最力之著名文件，都七卷，名《翼教叢編》，而為之序曰：
甲午以來，外患日迫。……言禁稍弛，英奇奮興。而傾險淫詖之徒，雜附其間，邪說橫溢，人心浮動，其禍實肇於南海康有為。……自黃公度為湖南鹽法道，言於大吏，聘康之弟子梁啟超主講時務學堂，張其師說，一時衣冠之倫，罔顧名義，視為教宗。其言以康有為之《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為主，而平等民權，孔子紀年諸謬說輔之。偽六籍，滅聖經也；託改制，敵成憲也；倡平等，墮綱常也；伸民權，無君上也；孔子紀年，不知有本朝也。……許尚書、文侍御既以參劾獲罪，……張香濤尚書《勸學篇》、王幹臣吏部《實學報》，辭而辟之，未加顯斥。吾湘如王葵園祭酒師、葉煥彬吏部數先生，洞燭其奸，摘發備至。……而（其後）康、梁以逆謀事覺，亂黨逮治。區夏好士，欽仰皇威，彌然自樂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