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一月十九日，新會梁任公先生病歿於北平，本報既已為文悼之矣（一月二十一日本報社評），茲再從其學術方面，作一綜括之評論。
任公先生一生之智力活動，蓋可分為四時期，每時期各有特殊之貢獻與影響。
第一期自其撇棄詞章考據，就學萬木草堂，以至戊戌政變以前止，是為「通經致用」之時期；
第二期自戊戌政變以後至辛亥革命成功時止，是為介紹西方思想，並以新觀點批評中國學術之時期，而仍以「致用」為鵠的；
第三期自辛亥革命成功後至先生歐遊以前止，是為純粹政論家之時期；
第四期自先生歐遊歸後以至病歿，是為專力治史之時期，此時期漸有為學問而學問之傾向，然終不能忘情國艱民瘼，殆即以此損其天年，哀哉！
先生第一期之智力活動，全受康南海之影響，此時期之梁先生，實為康南海附庸。吾確信即起梁先生於九原，當不以此為降抑之詞也。而此後三時期之活動，實於此時期奠其基。故欲論近代學術史上之梁先生，不能不一論康南海。康南海者，我國「經學」史上數座巨峰之一也。「經學」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與哲學之在歐洲歷史中之地位相當。其在西方史中，每當社會有劇變之世，哲學必先之或緣之而變；其在中國史中，每當社會有劇變之世，經學必先之或緣之而變。
經學之成立在西漢初，自此以後，凡經五變：西漢末古文學興，是為一變，此時期之代表人物為劉歆；魏晉之世，學者援老莊說經，是為二變，此時期之代表人物可推王弼；宋儒以「性理」說經，是為三變，此時期之代表人物為朱熹；清代漢學家專從訓詁校勘方面治經，是為四變，此時期之代表人物為王念孫；道咸以降，西漢「今文學」復興，「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熾，是為五變，此時期之代表人物為南海康有為（以上所陳之經學史觀，乃作者臆見，茲僅發其凡。除論康南海為本文中應有之義外，餘俟另為文詳之）。
康南海者，非開闢之人物，而集大成之人物也。當鴉片戰爭前後，我國智識界先後衍成三種趨勢：
㈠乾嘉間樸學之正統派，有二特點：其一則重文字之解釋而輕義理之闡發，其二則解經以許、鄭、賈、馬為宗，皆守劉歆古文之學者也。然境域之墾闢既盡，則思遷移；正統派之宰制既久，則起反動。嘉道間，莊存與始將久遭湮埋之今文學中何休《公羊傳注》掘出，著《春秋正辭》，專求公羊之「微言大義」及「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其後劉逢祿復著《春秋公羊經傳何氏釋例》揚其波，劉又著《左氏春秋考證》，謂《左氏春秋》本不解經，經劉歆改頭換面而成現今之形式。是為近代今古文之爭之第一次交綏。其後魏源著《詩古微》攻毛傳及大小序，著《書古微》攻馬、鄭之說，邵懿辰著《禮經通論》，言《古文逸禮》為劉歆所偽造，而今文學與古文學之爭，壁壘愈堅固。今文學之興，是為第一種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