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橘郡出名的幾點是政治傾向保守，棕櫚修剪整齊，還有約翰韋恩住那兒（機場就叫約翰韋恩機場，雖然他最討厭飛機飛過高爾夫球場），很少人會想到當地也出激進學說。九○年代，橘郡卻成為一時碰巧論全球史觀的大本營。加大爾灣分校歷史系的王國斌1997年出版《轉變的中國》，同系的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2000年出版《大分流》，同校社會系的王丰與加州理工學院人文社科系的李中清1999年共同出版《人類的四分之一》，這些劃時代的著作都主張，不管從哪裡看，不管是生態、家庭結構、科技、工業、金融、制度、生活水平還是消費品味，東西方之間都是同大於異，直到十九世紀為止。
假如他們沒錯，那麼要解釋憑什麼是北京狗「戰利品」被送到倫敦，而不是亞伯特被押去北京，突然變棘手了。某些一時碰巧論者如特立獨行的經濟學家安德列˙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此君寫了三十多本書，什麼都能寫，由上古史到拉丁美洲都有）便在1998年的《白銀資本》(ReORIENT)一書中主張：東方發生工業革命的條件本來是比西方優越的，中間卻出了意外。本來，歐洲在「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僅是「遙遠的邊陲半島」。歐人正是一心一意想從中東打開一條路，通往財富所在的亞洲市場，才會在一千年前發動十字軍東征。此路不通，才開始有人如哥倫布，想要改採西航之路去中國。
（安德列˙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一書中解釋西方稱雄，不是因為歐洲做了什麼，而是東方式微使然。圖片來源：world systems archive。）
美洲擋路，西航到不了中國，弗蘭克卻認為歐洲的世界地位是拜哥倫布砸鍋之賜才有了變化。十六世紀的中國很繁榮，卻常鬧白銀荒。美洲多的是白銀。歐人為了回應中國的需求，就鞭策美洲原住民從秘魯、墨西哥的山裡掘出十五萬噸白銀，三分之一都到了中國。弗蘭克的說法，西方是用白銀、暴行、奴役買到一張「亞洲經濟列車上的三等車票」，但西方要「把亞洲人趕下列車」，還需要發生别的事。
弗蘭克認為西方勝出，到頭來與其要歸因於歐人做了什麼，不如歸因於1750年後「東方式微」。一開始是白銀供應減少，引發亞洲政治危機，卻帶給歐洲振興力量，沒白銀輸往亞洲了，只好發展機械化工業，製造白銀以外在亞洲有競爭力的商品。弗蘭克也主張，1750年後的人口成長在歐亞兩邊造成截然不同的效應：中國是貧富差距拉大，助長政治危機，扼阻創新力，英國這邊卻是提供廉價勞力給新工廠。中國動亂分裂時，西方發生了照理應該出現在中國的工業革命。但因為發生地是英國，西方便繼承了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