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曾說，每個人都只能踏進一條河一次，到了第二次，河就不再是同一條河，你也不再是同一個你。兩千年後，蘇聯猶太作家瓦西里．格羅斯曼（Vasily Grossman）加上了一句：每個人也只能搭火車前往集中營一次。一切都在流動，一切都在變化。幫這個版本的《血色大地》作序，就像是在逆著河水而行。因為我不能把同一段歷史寫兩次，現在已經不是同一個時刻，我也不是當年那位歷史學家。不過我還是可以談談這本書的誕生，談談它所引起的反響。
《血色大地》剛出版時，世界各地正開始上演民主退潮。十年之後，民主和歷史都逐漸從公領域消失。《血色大地》引起的餘波盪漾，讓我找到一個說法理解事情為何會變成這樣。就在本書出版後，一場爭論也跟著爆發。但爭論的重點卻不在書籍本身，而在一個不大相關的問題上：我是不是比較了一些不能拿來比較的東西？本書忠實呈現了東歐在歷史上如何同時受到納粹與蘇聯勢力的影響，但這種寫法顯然刺激到某些人，令他們爆發了某種本能式回應：「你怎麼可以將猶太大屠殺跟其他事件相提並論？」「你不能把希特勒拿來跟史達林相比！」「納粹德國與蘇聯無法相互比較！」這些反應令我困惑，因為《血色大地》開宗明義就是要書寫納粹與蘇聯在東歐的歷史，而不是著眼於兩者之間的比較。
為了理解批評者為何執著於「不能比較」，我必須暫時擱置我的作品，思考社會上的文化記憶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文化記憶的規矩跟學術研究不同，設有著許多禁忌，而這些禁忌往往奠基於矛盾的邏輯。當有人說「不能比較」，他們真正的意思其實是「我不想花時間找資料，而且我已經先比較過了，所以現在不准你用自己的方式把這兩者重新比較」。當代社會正在形成一種慣例：那些聲稱握有話語權的人，越來越常在人們不知情的狀況下先做好了比較，再把這種比較變成禁忌。雖然本書的核心並非比較，但比較卻是審慎學術研究的常態。如果比較變成一種禁忌，社會就會陷入自我審查跟思想箝制。
禁忌的力量不外乎來自於重複灌輸，「不能比較」也不例外。在2010年代初以前，俄國官方對待文化記憶的態度，就是「不要比較」。俄國的這種禁忌，讓德國的罪行變得不可質疑，讓蘇聯的罪行變得無足輕重，更讓普丁政權在政治上無往不利，開始盡其所能地讓其他國家也這麼相信。但除了俄國之外，德國也有「不能比較」的禁忌。與俄國不同，德國政府致力於教育人民，使大眾明白前朝政權所犯下的種種罪行。但官方版本的猶太大屠殺，卻不幸出現兩個問題：首先，它太過強調集中營，而非真正要命的槍決刑場和死亡工廠，從而淡化了納粹罪行的嚴重性。其次，它讓德國人直覺以為猶太大屠殺就是學校所教的那樣，而其他版本的歷史都是在避重就輕。《血色大地》裡的猶太大屠殺，其實遠比德國教科書裡所述的範圍更廣、更加恐怖，也涉及更多德國人；卻因為放在更廣的脈絡下討論，從而引發質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