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自身的問題也助長了禁忌的形成。猶太大屠殺在冷戰期間並不受美國人重視，但到了世紀之交卻一躍成為關注焦點。在此同時，冷戰時期過度誇大的史達林罪行，則逐漸從美國人的記憶中消失。美國開始盛行一種說法，說美國是為了阻止猶太大屠殺才投入二次大戰。這當然與事實不符。美國當年的反猶主義，妨礙了小羅斯福總統帶領美國參戰。抵達亂葬坑跟死亡工廠等屠殺之地的也不是美軍，而是蘇聯的紅軍。二戰結束後五十年，希特勒已是美國人公認的暴行代表。他被描繪成一個瘋子，距離今天的我們太過遙遠，而且無從理解。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人過問為什麼希特勒會把美國當成榜樣。美國小學生都讀過安妮．法蘭克的日記，但卻沒有人告訴他們安妮之所以會死，是因為美國沒有讓她們家以難民身分入境。猶太大屠殺在剝去歷史脈絡之後，就化為一種純粹的邪惡，讓美國人自以為代表良善的力量。當有人要把猶太大屠殺放回歷史上的時空背景，他們就覺得不大對勁。
1930到1940年代的暴行，正逐漸從歷史中淡出，換上了名為「記憶」的外衣。如果繼續把談論當成禁忌，我們就會在缺乏描述與解釋的無知情況下「紀念」那些自己從未參與過的事件。沒有歷史的記憶，終將逐漸化為遺忘。
歷史不會重演，沒有事物會完全一模一樣。一切都在流動，一切都在變化；但所有的流動和變化都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歷史海納百川，無所不包，也包括我們對歷史的觀察。我們變得更有智慧，是因為我們一次次回到河邊，不斷重複思考，一再重複詮釋，盡力用新知識填補舊知識。1989年後，我們對東歐的了解，或者說東歐可以讓人了解的部分，已經大幅拓寬變廣。我們比以往更加理解歐洲歷史上最重大的悲劇：人類究竟如何謀殺了那一千四百萬人。但這些知識仍舊散落各處，而我想把它們整合起來。
「不能比較」的背後其實是一種幻想：把比較的對象隔絕開來，讓各自都能保持純粹。猶太人的歷史必定是獨一無二，因為他們曾被人指名消滅；德國人是清白的，因為他們早已道歉；俄國人不能批評，因為蘇聯曾被納粹德國擊潰；美國人是良善的化身，因為他們打過一場正義之戰；烏克蘭人是無辜的，因為他們曾遭史達林刻意餓死；波羅的海人也是無辜的，因為他們曾被大量驅逐流放到古拉格。波蘭人當然也是無辜的，因為他們曾先後遭德國和蘇聯屠殺。這種把每個對象完全區隔看待的幻想，讓國族史混淆成文化記憶，文化記憶混淆成禁忌。然而，無論是民族史或國別史，都只有在跟他人互動時才有意義。歷史是一種不斷向外互動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