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裡，我只摘錄其中和今天的「清零」運動極其相似的一些現象。1958年秋天，上海市奉賢縣提出 「不完成任務拿頭來見」，「要用殺人之心去搞生產」等口號，在全縣範圍內普遍發生了捆綁、吊打、亂罰、亂鬥、亂關等現象。被逼得走投無路而自殺身死的有95人，晝夜連續勞動不准休息而累死的131人，生病不准請醫治而導致死亡的205人，不准父母請假、使生病兒童失去護理而致死亡的411人，其它因嚴重強迫命令而造成死亡的114人。10月下旬，在縣委的統一部署下，各公社和生產營都普遍設立了所謂「勞改隊」，被勞改的農民就有2400多人，此外集訓了2000多人。縣公安局還舉辦了「兒童集訓班」，集訓了200多名兒童。進入集訓班的兒童大都10歲左右，最小的僅6歲。11月間，該縣在消滅紅鈴蟲的工作中，認為放過棉花的房子都有紅鈴蟲，就將放過棉花的2131間房屋燒掉，致使民眾流離失所。
飢餓是一種社會控制策略
專制鐵拳所到之處，無人可以幸免。但是，我列舉這些例子，並不是要加入這樣的討論：上海比其他地方更應該遭到嘲諷。讓人忘記歷史，誤解現實，本身就是專制政權的慣用手段。各地的選材和途徑有所不同而已。例如，同樣是強化殖民記憶，在上海可能是美好的民國遺風，在香港則是痛苦的英國壓迫。但是，在阿馬蒂亞·森的描述中，很多東西都是共同的，其中包括食物從來都是掌控在權力者手裡，經由權利來分配。因此，阿馬蒂亞·森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現代歷史上，民主國家從未發生過大飢荒，而發生大飢荒的地方，沒有一次是因為糧食不足。這跟很多中國人理解的「吃好睡好、歲月靜好」（意思是不管政治民主不民主）的幸福生活顯然不一樣。
在「清零」歲月裡，我們終於可以理解政治經濟學者的斷言：飢餓其實「與食物實際擁有量無關」，而是一種社會控制策略，是對付部分民眾的武器，用以否定若干社會群體的生存權--我們也不妨仔細想想中國政府所宣傳的「生存權就是最大的人權」到底是什麼意思。
西爾維·布呂內爾還寫道：傳統的飢荒通常被用來消滅政治當局厭惡的人群，或者制伏那些桀驁不馴的人們。她還說，今天的飢荒形式之一是 「被否飢荒」，否認飢荒的存在可以用來阻礙外部世界組織援助行動。
網絡流傳的「金句」之一：「歐美防疫只有結束，沒有勝利；中國防控只有勝利，沒有結束。」這是因為，歐美通過社會來控制疫情，中國利用疫情來控制社會。
＊作者為專欄作家，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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