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隨著韓戰局勢的惡化，中國士兵突破防線、進入首爾（當時的漢城），俘虜了約七千名美國大兵。一場新型的毛派心理戰在這些戰俘身上測試，相關的故事引起了美國的關注。美國記者（有時可能是中情局的特務）愛德華．亨特（Edward Hunter）發文指控毛澤東用來對付人類的可怕新武器：洗腦。於是，整個一九五○年代，中情局的官員、記者、行為科學家、小說家、電影製片人都在想像一個強大的毛派思想控制機制。這種對中國「洗腦」的恐懼，是建立在原本就對蘇聯的思維操弄所抱持的恐懼上。而且，從此以後，這將使美國的「祕密圈」（covert sphere）持續膨脹，並為國內有「祕密國家」以及中情局的龐大心理行動計畫提供合理的論據。一九五○年代和六○年代，中情局透過一系列以代號命名的計畫（藍鳥計畫、洋薊計畫、MK-Ultra），試圖逆向打造蘇聯與中國的洗腦技術。最終，這項專案演變成對當前反恐戰爭的「強化審訊」，破壞美國民主的基礎。
七掘客
一九六九年，在紐約的布朗克斯區（The Bronx），年輕的美國激進分子丹尼斯．奧尼爾（Dennis O’Neil）和友人起了爭執。奧尼爾就像他那個世代的許多人一樣，是毛澤東及其文化大革命的狂熱崇拜者。他的朋友支持蘇聯的托洛斯基（Trotsky）。他們設計了一個科學化的試驗，以決定誰的政治策略比較優越。在一段固定的時間內，他們每天都在十四樓公寓的陽台上，為他們各自栽種的大麻朗讀偶像的精選作品。奧尼爾後來回憶道：「我的植物成長茁壯，他的植物枯萎了，可見我是對的。」與此同時，舊金山一家書店裡正上演著更怪誕的戲碼。中國書刊社（China Books And Periodicals）是美國西岸傳播毛思想的主要管道。在成堆的小紅書（《毛語錄》）中，坐著一群名為「七掘客」（Seven Diggers）的人。他們以「極端民主派」自居，盤腿坐在地上，因吃了摻有大麻的布朗尼顯得精力旺盛，讀著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和游擊戰的看法。兩名身穿風衣的聯邦調查局（FBI）特務站在書店的另一側，一邊瀏覽中國郵票，一邊觀察現場的情況。
中情局在設計心智掌控計畫時，是以致幻劑做實驗。這件事對一九六○年代與七○年代由毒品引發的青年叛逆風潮，有很重要的影響。到了一九六九年，中情局資助大學研究室所使用的致幻劑流出研究室，淪為學生的消遣性毒品。這個蓬勃發展的毒品情境促成了喧鬧的抗議文化，而此抗議文化在文化大革命中找到了共鳴，造就了毛派嬉皮（如奧尼爾的陽台實驗以及「七掘客」的聚會）。毛澤東熱潮席捲整個西方：法國校園裡貼著「大字報」，西德學生的外套翻領上別著毛澤東的徽章，義大利講堂的牆上塗寫著小紅書的語錄。毛派的無政府主義者匆匆爬上西柏林一座教堂的頂端，對著路人狂灑數百本小紅書。不過，這些毛粉有的剛烈，有的薄弱。充滿抱負的革命分子前往中國或阿爾巴尼亞，接受由中華人民共和國（PRC）設計及資助的政治與軍事訓練。一九六八年後，文革毛主義的好戰特質激發了西德紅軍派（Red Army Faction）和義大利赤軍旅（Red Brigades）的都市恐怖主義，他們攻擊那些在法西斯主義之後，苦苦爭取正統地位的歐洲脆弱民主政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