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過去二年多來，疫情中心不但被賦予權威地位，將自己當成有如教宗的最高權威，對於疫情有解釋的最高權力，更由上而下一條鞭指揮地方衛生單位；最明顯的案例就是去年的彰化篩檢案，前年彰化衛生局長葉彥伯主動為接觸者篩檢，而且檢出陽性，沒想到此舉卻引來陳時中震怒，祭出政風調查，其中一個處置的理由竟是:一、違反中央有症狀才採檢規定；第二，居家檢疫者不得外出，但該確診少年騎自行車到醫院採檢，並無傳染給他人的疑慮。
即使是當時疫情仍未大流行，但為何無症狀者不必或不得篩檢？指揮中心不但不用解釋、也不容許有不同做法，陳時中耍官威、公務員可能因勇於任事被入罪被調查，但更嚴重的是，因為中央的權威不容挑戰，犯錯的一定是地方，葉彥伯和普篩政策遭到污名化、甚至貼上親中標籤；然而，歷史的教訓告訴大家，容許異議的民主一定比威權獨裁有效，有人甚至懷疑，不容許自由創意的中國最後真的能在科技戰中勝出嗎？中國是值得辯論的大問題，在台灣，指揮中心的威權作法已看到明顯的後遺症，可說是害人害己。
中央一把捉的防疫規定，導致新北的防疫兩歲男童等不到救護車而無法就醫，她的住家明明就住在醫院旁、卻礙於規定無法自行就醫，疫情指揮中心一直等到出了人命才緊急修改成可以自行前往的規定，但已付出人命的代價。
另一個害人害己的後遺症就是反快篩反普篩心結，國外很早就以篩代隔，但在台灣快篩遭到污名化，中央消極不鼓勵，台灣雖有廠商生產，但都以外銷為主，去年萬華疫情爆發，柯文哲還是直接找廠商借才找到快篩試劑應急。這一次疫情再爆發，指揮中心終於在基隆丟出「類普篩」，寧願濫用形容詞來和普篩畫清界線，也不願承認過去的錯誤，充分顯示自己的心虛；Omicron大流行疫情升溫，指揮中心不得不承認快篩普篩的必要性，但卻必須動用國家隊、由藥局發放的強制做法，而不能倚賴更方便的市場機制，快篩試劑價格更是一日三市，這就是中央獨斷、不容異議存在的直接後果。
當然，在台灣要壟斷任何言論市場是不可能的，媒體和在野黨至少還有「狗吠火車」的小小權力，在學者自願或被迫噤聲的同時，我們這些人言微輕的媒體還是盡責的提出異議了，比較有趣的是，在民進黨內握有權炳的鄭文燦、黃偉哲、陳其邁等人如果當初能對陳時中誠實以告，也許現在就不必因為缺快篩劑、而呼籲廠商不要將員工整車載到篩檢站了！
防疫既是能力問題，其實更是民主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