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中，從鏡頭追隨男性裝扮的T媽日常行蹤，她╱他使人聯想到早於波特萊爾、班雅明所提出的「浪蕩者」。T媽（時而怠工）與女伴嬉遊戲耍於城市空間，她們在鏡頭下公然示愛、似無所顧忌，旁觀者也不詫異，開啟觀者對台北的嶄新、另一向度的城市經驗。
鏡頭轉入母親的前後任親密伴侶，她們描述男兒身的月女，浪擲千金、床上纏綿，語氣中有柔情，有的是揮散不去的怨懟。這些重要的細節使底層女同志的生活有了豐富立體之層次。但，等等，觀影者要繼續追問，導演口中其生活了近四十年的田野，是屬於私人的私密世界，她因為多重身份的優勢而能開啟這道門，可是，包含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這群人，她們是否被清楚告知採訪意圖，有意願以女同志身份於媒體出櫃嗎？
「浪蕩者」執法器出入人界與靈界，真實生活中，她似乎缺乏現實感。回到家，她與女兒隔著無形卻厚重的牆，生命中的敗壞殘垣，她不願再想起，導演女兒卻追索、迫問她真相與答案。
那場最具衝突張力的母女餐桌對話，在全片中，這艱難的對話雖長度僅數分鐘，但據導演受訪時所言，拍攝過程長達三小時餘。這場超越虛構電影所具有的戲劇性及震撼力，無疑是台灣、甚至在國外都將成為經典的母女對話。觀者如我，感受到沉重、甚而是酷烈。
去年桃園電影節的台灣紀錄片競賽，《日常對話》是十五部入圍片之一，五位評審包括：日本導演森達也、印度導演夏雪莉、台灣導演及詩人鴻鴻、中國導演張贊波與我，在評審會議首輪投票各選出三部晉入決審時，《日常對話》並未入列。影展競賽除了影片互較高下，很重要因素是評審的個人品味。該競賽優勝名單出爐後，應主辦單位要求，評審們也討論了《日常對話》，影片所涉紀錄片倫理爭議是討論重點。
我早前在桃園電影節紀錄片競賽中的版本（TIDF競賽版已刪除此畫面），看見畫面上出現三個機位，一具對準母親，一具對著女兒，另一具框住兩人對坐。三具攝影機像三架機關槍，形同新聞採訪中的「伏擊式採訪」，毫無預警的母親面對導演╱主角的女兒揭開遭父親猥褻的告白。
可是，問題還是要探究下去。果真只有這種形式才能達至「溝通」？或其實是製造影像衝突的手法？有長年採訪經驗的我，深知與採訪對象有適切的近距離，才能有高品質的對話，尤其是面對傷口，「傷口要很小心地呵護」。女兒的傷口也是母親的傷口，然畫面之始，從母女面部、肢體語言的敵意，可說已知對話不可能，與其言女兒對母親的告白，其實更接近一種以愛之名的審問。
之前屢屢抗拒採訪、從鏡頭離去的母親，這回並沒有逃遁。直面情緒崩潰的女兒，她沈默僵持、臉色脹紅，從否認到最後流下淚來。女兒的執念是，只有以攝影機才能完成母女關係的破冰儀式，才可撬開「媽媽你到底愛不愛我？」這顆蚌殼內的珍珠。母親雖始終未說，可是為何與如何，她才從受訪者反身成為導演女兒的陪伴者？
紀錄片工作者的倫理並不是非黑即白，而紀錄片本身是一種辯證過程，從另一個角度看，踩線或跨界的爭議也可能帶來對紀錄片可到達之處，形成新的探索。
曾獲頒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短片獎的導演 Thomas Lennon曾坦承分享段話：「當我想要製作出人們想看的好電影，我的優先考量便不會以保護你為先，而是要盡我所能地說一個有張力的、令人興奮且強大的故事。」他又說，我不會使用「背叛」這個詞，但我得到你的親密信任而做出與之違背的事，便會產生這種感覺。「這對對象和電影製作人而言，都是一個非常微妙和困難的時刻，而我正是喜歡紀錄片值得這樣的信任。」
這正是我想辨明紀錄片本質的起點。回到高達那句話，內在受傷的孩子，需要藉由母親招魂引領，目的是遺忘，走完辛辣艱辛之旅，她才能用全新的目光重新定義記憶，紅頭法師的女兒是否找到了歸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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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作家，資深媒體人，本文原刊《非常木蘭》，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