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最離譜的就是快篩一劑難求的低級錯誤，昨天連蔡總統都受不了要求必須開放非實名制的管道；這件事之所以令人難以原諒在於，從英美到南韓，快篩早就是日常的檢驗工具，快篩試劑的製作又相對容易，連慈濟之前都為了公益也可以大量生產（直到被政府徵收）；然而，政府這麼簡單的事都做不好，後果卻相當嚴重，第一、民眾找不到快篩試劑，全部湧入各醫院急診室，如此嚴重擠壓醫療量能是有致命後果的，前幾天就有6個月男嬰因此無法得到及時救治而死亡，第二、既然買不到快篩試劑，政府或企業就無法要求人民或員工定時快篩，自恃會輕症者也樂得不篩，因此他們也無法自我管理，很可能就傳染給身體狀況不佳或可能得重症的人；政府的不仁是可能造成個人的道德風險的，再一次強調，總合的後果就要付出致命的代價。
快篩相關的不只輕症管理，也攸乎重症的緊急處理，蔡政府矢言「重症清零」，但就因為快篩試劑不足，基隆婦人無法即時快篩，最後更因醫院輕忽未收治、病情惡化而去世。
對陳建仁這樣自許流行病學一流的專家而言，致死率可能是一個數字，然而，對很多台灣人而言，我們就是那一位基隆婦人，我們可能沒有快篩試劑以了解自身狀況，好不容易快篩陽性後可能排不到醫院做PCR，真的千辛萬苦排隊做完了PCR可能要三天後才會知道結果，即使PCR確診也不能取得抗病毒藥，身體極不舒服可能還是會被告知為了保護醫院所以不能住院，然後在家中「自主應變」賭一下會不會惡化。
致死率將每一位死者化約為數字，每個死者都是平等的，但這是表面形式上的公平，真相是有人比較容易被PCR（周玉蔻)，有人很快就可以得到結果(林靜儀），到最後有些人因為比較重要得以被照顧；新冠病毒果然是誠實病毒，赤裸裸的曝露我們這個社會原來的不平等。
當政府要員輕鬆的對致死率朗朗上口，每個人都必須警覺到自己會為這些政策付出什麼代價，因為後果可能是「 有人重症會清零、有人輕症可管控」，那個「有人」可能不包括你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