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就在中共支持的香港特首參選人李家超以超過99%的超高得票率當選香港下屆特首後，港府突然援引港區國安法第29條，逮捕高齡90歲的退休樞機主教陳日君，引發港府進一步限縮言論及政治自由的疑慮，也為梵諦岡與中共建交，帶來一道陰霾；我國與梵諦岡脆弱的外交關係，或許也因此可再苟延殘喘一段時間。
坦白說，港府這次的逮捕行動在法治上根本疑點重重。如上所述，港府這次是援引對岸人大（跳過香港特區立法會）直接制定的「港區國安法」第29條將陳日君樞機主教予以逮捕；中共當局能否跳過香港立法會直接制定港區國安法，架空香港自治，法治上本已不無疑義。
具體而言，港府主張陳日君樞機主教是「612人道支援基金」的信託人，而612人道支援基金為反送中運動中受傷、被捕的人士提供了法律、醫療等相關援助，而反送中運動是勾結境外勢力的運動，所以陳日君樞機主教就涉嫌「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這個邏輯更顯得「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擔任一個人道基金的信託人，只因這個基金對於政治運動的參與者提供法律、醫療等相關扶助，就構成「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那媒體報導他們的主張，不也可能構成犯罪？會不會株連果廣？
仔細檢視港區國安法第29條的條文，可以發現，條文內容對於「勾結外國勢力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定義本來就流於空泛，形同給予行政機關一張空白支票，允許政府可以濫權追訴人民。尤其，第29條第1款第2目規定（「直接或者間接接受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的指使、控制、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實施以下行為之一的，均屬犯罪：（二）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和執行法律、政策進行嚴重阻撓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就使得任何人只要反對港府的法律或政策，一旦涉及任何外國因素，就有可能觸法。舉例言之，如果境外銀行對於港府的金融政策有意見，並且試圖遊說港區立法會予以抵制，在港府的解釋下，就有可能是對於「政策進行嚴正阻撓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並且予以訴追。這顯然不是現代法治國家所應有的法律規範，並且有違反「罪刑法定主義」的嫌疑。
回顧反送中運動的本質，就是香港民眾對於「送中法案」（犯罪嫌疑人可被移送至中國大陸審判）透過遊行、抗議等方式，對港府表示反對。港府無能化解公眾的疑慮，才導致整個行動逐步轉為激烈抗爭。不論是參與行動本身，或是對參與行動的民眾提供醫療、法律服務等人道扶助，都應該受到香港基本法的保障，而不是蠻橫地將這些資助醫療、法律服務的基金信託人，也扣上妨害國家安全共犯的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