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九月，中國高階軍官召開長達一個月的會議，討論中國的戰略，以抵禦蘇聯可能入侵。當時，蘇聯在中國北境邊界部署約莫五十個師。在會議的最後一天，鄧小平講話了，他用直率的風格說：「我們未來的反侵略戰爭，究竟採取什麼方針？我贊成就是『積極防禦』四個字。」鄧小平用簡短幾句話，不僅認可要改變中國人民解放軍從一九六○年代中期採用的軍事戰略（立足於深入中國領土打持久戰），也贊同採用新戰略來對抗蘇聯侵略；解放軍最高指揮中心已經在會議中制定了新戰略，刺激中國採取行動，進行軍隊現代化。
自一九四九年起，中國一共採用過九套國家軍事戰略（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ies），又稱為「戰略方針」（strategic guideline）。這些方針提供了中共中央軍委所下達的權威指導，包含解放軍的作戰準則、軍隊編組與訓練。一九五六年、一九八○年與一九九三年採用的方針，則全力改造解放軍，準備以新的作戰方式發動戰爭。中國何時與如何大幅更改軍事戰略？為什麼中國在這三個時刻，而不是其他時間點大幅改變軍事戰略呢？
基於幾個理由，這些問題的答案很重要。第一，理論上，從中國對軍事戰略的各種態度，可以發現豐富的案例，深入了解軍事組織改變的根源。一般來說，目前學術研究檢驗過的案例相對較少，大多局限於民主社會的先進軍隊，尤其是美國和英國。除此之外，大部分的研究聚集於探究兩個時段：第一段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第二段則是冷戰結束後的那段時期。除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日本，像中國那樣的非西方國家比較少獲得學術界關注。同樣地，除了蘇聯以外，關於擁有政黨軍隊（party-armies）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軍事改變，研究仍舊不足。此外，除了美國和蘇聯以外，學者鮮少研究個別國家的軍事戰略改變進程，儘管這樣的研究計畫能在無涉於文化和地理等背景因素的情況下，有益於解釋戰略的變化。
因此，檢討一九四九年起的中國軍事戰略改變，提供了機會，能夠在數個面向上豐富關於軍事準則和創新的現有文獻。第一，這項研究可以用新的重要案例，也就是當代中國，來評估現有的理論。第二，這項研究讓學者能夠廣泛探究諸多潛在變數的影響。中國一九四九年起的諸多特色如下，包括：作為非西方國家，有豐富且與眾不同的文化遺產；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軍隊隸屬政黨而非國家；是革命國家，在激變中創立；跟其他強權相比，屬於軍隊現代化較晚的國家。如果從西方案例推導出來的理論能夠解釋中國的軍事改變，那麼，那些理論應該就能通過一系列困難的重要檢驗。然而，如果現有的理論無法說明中國的戰略改變，那麼學者就應該重新思考那些理論可以應用的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