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個工頭，管理工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以身作則、最早到，你8點就到現場把水線佈好、機器準備好，那些晚來的通通都聽你的！」林立青驕傲地說。這一天，清晨6點30分林立青在深坑工寮盤點準備裝備、55分親赴加油站準備好洗地機要用的兩大桶油、7點26分抵達銘傳國中、8點15分就一路佈置好──這份工作不只是施捨，領班要以身作則什麼叫好的老闆、好的職場。
「友洗」的街友們最年輕僅29歲、幾乎不超過50歲，外觀看來全無老態、體力充足可以操作重機具一整天──這樣的人為何成為街友，在林立青看來絕非外界想像的「好手好腳不努力」，畢竟他們工作意願強，沒有交通工具也是一群人想辦法從萬華搭到遙遠的基隆、共乘計程車抵達山坡上的學校。真正的問題，是過往他們遇不到好的老闆、沒有好的工具技術、甚至待在有毒的職場。
事實上，超過6成街友有工作，但問題在：「們是臨時性，就算去做工師傅也不見得想教，只能從事弱勢產業、做低階技術工，甚至無法遇到好的老闆跟主管，很容易被壓榨被欺負被霸凌……我們這有一位就很明顯，他體格不差、體力不錯，但挫折久了，就慢慢失去尋找工作的自信跟希望。」再者，一般職場犯錯就會被淘汰、沒有重新教育，機會越來越少，人就容易自暴自棄。
「原本街友就只能收到一些很糟的工作，低薪、勞累、沒有成就感。」林立青嘆，過去台北市曾推出「城市導引員」的工作，雖然立意良善，結論就是悲劇──大多街友就是在原地舉牌子指示觀光客景點方向、實際上很少人去搭話，把人變成一塊展示板、低成就感，當然很難激起工作意願，就是打工領錢、過一天算一天。
當然，再糟的工作一樣可以讓人活下去，例如「友洗」團隊裡年僅29的年輕街友，過往就是打零工、出陣頭、做工地粗工、餐飲業臨時工、市場兼職，一天工作3–4小時換來住網咖的錢，是林立青分類裡最高等級的「網咖街友」，雖然沒有家，至少還不必露宿──然而當2021年台灣COVID-19疫情爆發、進入「三級警戒」，一切都變了。
三級警戒造成大量公共場所與餐廳關閉，睡網咖睡麥當勞的無家者頓時無處棲身、轉往街頭公園變成「露天街友」，三級警戒也造成大量臨時工作機會消失，什麼餐飲、陣頭、市場工很難做了──即便後來三級警戒解除、隔年台灣防疫政策變成「共存」，被踢出去的低階人力回不去，本來睡網咖的人沒錢睡、本來被社工輔導到可以租房子的街友又回到街頭，各種本來不該成為街友的人都成了街友，目睹這一切的林立青也開始思考：這狀況救不完，該怎麼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