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第一次搶先租船出海到釣魚台、以陳毓祥為首的親中人士，是沒有組織的烏合之眾。據聞在日艦包圍下，無法靠岸，決定在釣魚台海域跳進海裡「宣示主權」的是陳毓祥。他和另一人遇溺後還是日本海上保安廳派直升機把他們救起。但他已經返魂無術了。運返香港後，親中派以「保釣英雄」的名義予以厚葬，靈柩覆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第二次租船出海，就由民主黨立法局議員何俊仁和曾健成擔任正副總指揮，另兩位立法局議員司徒華和劉千石隨隊出發。配合台灣的保釣，這次終於在釣魚台登陸，分別插上海峽兩岸的國旗。
香港民主黨主導的保釣運動，又發動罷買日貨運動，示威群眾衝擊了日本領事館。但如此維護中國「行使主權」的「愛國」行動，中國官方似乎並不領情。儘管中共官媒也略表示對釣魚台主權的立場，具體行動就十分謹慎。據了解，當時有高層指示：「要避免在不適當時機、不適當地點，發生不必要的衝突。」
為什麼這是不適當時機呢？因為當時中國正與日本商討日圓貸款，日本已經承諾從1996年至1998年，共給予中國相當於53億5千萬美元的日圓貸款。它涉及四十項大型工程建設，是日本對中國的經濟援助。中國總理李鵬說：「釣魚島爭執，不希望影響日圓貸款。」
當時也正是台灣首次總統直選，引起中共發動飛彈危機之後。中共高唱民族主義。余英時教授從三月到五月發表三篇長文，討論兩岸局勢，其中特別提出對民族主義的解讀，引起中共官媒點名批判。《九十年代》節錄了他的文章，我也打電話對他作採訪，最後問他香港在保釣中的表現，是否受民族主義的影響。
他回答說：「我懷疑。唱最漂亮口號，喊民族大義，沒有人敢公開反對。釣魚台問題，應該是政府間的交涉。民間動手，那是開玩笑。你去插支旗，就拿回來了嗎？」「罷買日貨，大概是五四之後號召的行動，那時就抵制不住，現在更不可能，因為市場是自由競爭決定的。衝領事館更不對。既違反中國『兩國相爭，不斬來使』的傳統，也違反了現代文明的規範。」
插支旗，或跳到海裡，當然不等於把釣魚台拿回來，但作為一種意見表達還是不能否定的。只不過與1970年底的保釣不同，那時保釣的產生有一定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根源，1996年的保釣就有爭相表達「愛國」、近乎一場香港回歸前的民族主義鬧劇了。只可惜也附上犧牲一個傑出人物生命的悲劇。
失敗者回憶錄146：一生事業與心路所繫
保釣運動和我五十多年來的事業和心路歷程密切相關。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月刊，因支持保釣運動而聲名鵲起，吸收許多美歐和香港知識界的讀友，也引起中共高層的關注。《七十年代》從讀友群中挖掘了許多寫手，不少後來成為頗有影響的評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