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專文:在專權政治的宗主國下,好人也會變壞

2022-06-11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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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2018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中國21周年,三位前後任特首林鄭月娥與(右)董建華(中)、梁振英(AP)

圖為2018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中國21周年,三位前後任特首林鄭月娥與(右)董建華(中)、梁振英(AP)

我不再反英、反殖,但也不是親英、戀殖,只望這個無法複製的世上最文明的地方可以維持下去。

失敗者回憶錄143:別了,無法再「複製」的英治香港

基於小時候的經歷和在香港左派中學就讀,我年輕時不僅有深層民族主義意識,進入香港社會工作後,也自覺居於二等公民狀態。我第一份工作的工資只有港幣100元,而那時香港大學畢業生入職公務員的起薪是1000元。中文中學的英文底子不好,無法躋身於以英語溝通為主的主流社會,更遑論上流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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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代,香港社會的不平等舉目可見。種族、教育、居所、薪資、男女都至少有二至三個不同階層,越過階層向上流動的機會很小。社會弊端亦舉目可見,最明顯的就是貪污、行賄的公開化以至制度化。

消防員先收錢才開水喉救火、救護員先索取「茶錢」才接送病人到醫院、病人在醫院內要給女工「賞錢」才可獲得合理服務,輪候公營房屋和申請入讀官立學校,也要賄賂公職人員。在所有政府部門中,又以皇家香港警察隊的貪污情況最明顯而嚴重。

六十年代我認識一位港大畢業的朋友,他為追求剷除社會罪惡而考入警隊當督察。開始時擔任文職。他說上班第一個星期,抽屜裡就有一個放了幾張鈔票的信封,他大聲問誰放錢進來,立即遭同事阻止,說有錢就收下就是了,不要張揚。他跟我說,警隊的分贓制度比警隊本身的制度還要完善。

我年輕時不僅沒有親英、戀殖、崇洋的意識,相反倒有反英、反殖意識,否則也不會投入六七年的「反英抗暴」鬥爭中了。

對我來說,反英、反殖意識的改變,首先不是港英當局所推動,而是中共在香港發動左派暴動、其後又無疾而終造成的。六七暴動是中共文革向香港的延伸,暴動使過去對港英統治沒有認同感的市民大幅度支持港英政府執法。我看到中共既在香港鼓動文革式暴動、又為了自身利益而要參與的「愛國人士」草草收兵。我更看到英國意外地獲得市民支持的情況下,積極改善施政,包括修改勞工條例、修建海底隧道等等。

接著,1971年麥理浩接任港督,大幅度開展造福香港市民新政,包括十年建屋計劃、九年免費教育、開發新市鎮、創立廉政公署、興建郊野公園、興建地下鐵路等等。「麥理浩時代」徹底改變香港的城市面貌和人文面貌,使香港成為世上最適宜居住的城市之一。香港人從以前視香港為逆旅、自己是過客,改變為對香港有了歸屬感。

堅持要收回香港主權的中共領導人,總是說「外國人做得到的,中國人也一定做得到」,鄧小平承諾九七後香港五十年不變,他在1988年說,「實際上,五十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五十年後也不會變。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後是不需要變」。還說「我們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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