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選擇「勿枉」或「勿縱」？
現代法律繼受西方，背後的基督教文化，不期待人間法官如超世上帝般「勿枉勿縱」。既然如此，那麼選擇「勿枉」，缺點是「錯放一百」；選擇「勿縱」，缺點是「錯殺一百」，現代法律以保障人權為宗旨，傾向「寧錯放一百，不錯殺其一」，所以刑事訴訟法有「證據排除法則」，「無罪推定原則」。引發爭議的新竹地院106年度交易字第64號，理由是行為人即便有酒駕事實，但因其已無危險性，警方仍在無搜索票的情況下，侵入住宅實施酒測，因而法官依證據排除法則下無罪判決。就個案看來是「勿縱」，但若非法取證可以作為犯罪證明，則難保下一次的非法取證，不會錯冤無辜之人，所以必須以證據排除的方式，達成日後「勿枉」的目的。個案的「錯放一百」，是為避免日後在無數個通案中「錯殺其一」。
第三，法律的評價是整體人格或個別行為：
頂新魏家或許有社會觀感不佳的地方，但當代法律傾向僅評價這一次的行為，原則上不過問被告整體人格，因為法律本就不是矯正道德的工具，因此刑法47條累犯加重其刑的規定，被質疑以被告過去的人格評價本次的行為，有違憲疑慮。但古書《尚書》說：「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中華法系的代表《唐律疏議》開宗明義便說：「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傳統法律乃聖王輔助禮教，矯正道德之用，因此，容易把個別行為與整體人格混淆。《晉書‧孝友傳》記載李宓以〈陳情表〉婉陳為孝養祖母而拒絕出仕的心志。祖母逝後李宓任溫縣縣令，寫下「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涉嫌誹謗其他官吏，「司隸（古代司法官）以密在縣清慎，弗之劾也。」不起訴的原因，乃因李宓「在縣清慎」（為縣官清廉勤慎），但平日為官清廉勤慎與否，與本次的誹謗行為並無關。以今日西化後的法律而論，概括性的整體形象，並非可罰的依據。
中華法系具體規定的實證法，已全面廢除。但其精神以「國民法感情」的方式延續，這也是當今司法難符國民期待的原因之一。司改國是會議結束後，法治教育為重點工作之一。司法院將圖文並茂的解說，以Iine傳送，並徵求微電影劇本、舉辦暑期營等，但對於傳統法文化與當代的差異，則未有著墨。在學校方面，法治教育過去一直屬中學公民課、大學法律系的範疇，國文課、中文系對傳統法律的研究，固有成果，但較遺憾的是，對當代法不夠嫻熟，遲遲無法跨進當今司法爭議案件的比較。溝通這中西法律文化衝突，這是歷史的大哉問，如何引發各界深思、對話，或有再努力的空間。
＊作者為臺灣師範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