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1982年訪談中，談到中國的統一問題。當時我已經從政治現實中，認識到在專制政權仍然存在的情況下，中國絕不該尋求統一。但在海峽兩岸都實現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情況下，如徐復觀先生所言，統一就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深諳歷史的余先生就認為，天經地義的大一統，無形中也淹沒了很多東西，「很早的統一，書同文，車同軌，人們歌頌秦始皇的功業，把很多地方文化、地方特性都埋沒了」。他認為，今天對統一問題應該採取開放態度加以研究，「不能武斷地、不加思索地認為統一就是天經地義……。如果用政治強力來統一香港、台灣，恐怕不用幾年，現在這些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態和生活方式便都消失了」。
這以後，余先生給《九十年代》寫過好幾篇文章，也接受過我幾次電話和面對面的訪談。1990年六四週年，他給我們寫了文章。《九十年代》台灣版創刊，他也寫了篇短文勉勵。1991年2月，我參加夏威夷大學一個有中港台與海外著名學者參與的《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反思》研討會，與余先生相處了幾天，深感他溫良隨和。他應我邀請，爽快為我們台版的週年題字，上寫：「一言可以興邦 一言亦可以喪邦 故立言者不可不慎也」。
余先生最重要的議論時政的長文，是1996年中共因台灣舉行總統直選而向台海發射飛彈，余先生在三至五月共寫了三篇文章，分別在北美《民主中國》網頁和台灣《中國時報》發表。《九十年代》在1996年11月號節錄了余先生其中一文《海峽危機今昔談》的若干段落。我也用電話訪問余先生請教他「中國人能否超越民族主義激情」。
余先生文章引用一位法國社會學家提出的「羨憎交織」的觀念，即企羨與憎恨的心理交織在一起又長期受到壓制，不能痛快表達出來。他說，今天不少中國人對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激盪著一股難以遏制的「羨憎交織」情結，而中共就把這種情緒導入「反西方」「反台灣」的軌道。他認為，中國大陸現在的民族主義，不是抗戰時代或之前的自衛的民族主義，而是進攻的民族主義，與希特勒當年運用的民族主義「先後如出一轍」。
余先生三篇文章發表後，中共官方的《瞭望》週刊指斥余英時「為西方極少數反華仇華勢力充當急先鋒」，「連西方反華勢力的人士也不敢如此放肆」。但純粹是混罵，對余先生提出的論點全無觸及。
余先生在接受我的訪問時說：「因為我批評得對，它才有這樣的反應。如果說不中，它何必反應呢？」
「智者師歷史，愚者師經驗」。我辦雜誌和寫評論數十年，若還算有點智慧的話，那麼部分的智慧，是得自於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去批判現實政治的余英時先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