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彬彬幼時就讀於山東濟南高等學堂，舊學功底很深，為業師宋晉之所激賞。同時是典型的公子哥兒，與袁世凱的二公子袁克文（寒雲）、還有沈南雅與徐半夢四人並稱「京城四大才子」。經常一起，逛戲園子，喝花酒，談談詩，做做賦，搞搞筆會，日子過得甚是嫻雅。後來入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學土木工程。後以國勢阽危，民生憔悴，乃思以文章報國，於是選擇了報館，進入了新聞界。
徐彬彬於一九一六年任上海《申報》、《時報》的駐北京記者，長期為兩報撰寫北京通訊和隨筆。他長於文學，嫻於經史，熟悉歷史掌故，因而他撰寫的通訊文筆優美而富有情趣，隨筆融時事經史和歷史掌故於一體，頗受讀者歡迎。與黃遠生、邵飄萍一道被稱為「民初三大名記者」。
後來徐彬彬辭去在《時報》的職務。一九二四年革新《京報》，孫伏園脫離《晨報》入《京報》編副刊，徐彬彬主要負責《京報》副刊之一的《戲劇週刊》。他能戲曲，且對於曲律有許多辨正。近代研究中國戲劇史者，頗不乏人，可惜多不精腔調，僅作紙上功夫，徐彬彬的長處，在於自己可以奏唱。
同時邵飄萍主持北京平民大學的新聞系，聘徐彬彬為教授，他講的功課頗多，由文字以至廣告學都有。中國的大學設新聞系，平民大學也是最早的一家。高伯雨說他在一九二五年時極醉心新聞學，立志要從事報業，打算中學畢業後入大學攻讀這一科，其時新任校長是杜國庠先生極力贊成他到平民大學去，為此還寫了公函去給汪大燮校長。只是後來高伯雨沒到北京，而是去了歐洲攻讀西洋文學了。高伯雨說當時他假使進了平民大學，就成了徐彬彬的學生了。
儘管沒當成學生，高伯雨對徐彬彬寫新聞通訊，有極高的評價，他說：「徐先生不愧是寫北京通訊的好手。它的特點頗多，一、筆致輕鬆趣味，能把北京的新聞寫成像小說戲曲一般，有妙喻，有批評，有時夾議夾敘。二、善於綜合報導。他能把許多不相連的事情，運用他的生花妙筆，像穿珠子一般穿成一串，使得讀者得到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三、他精通清末民初掌故，對於政府中人的身世與歷史尤其熟悉。寫起通訊來，對某一人物的性格、立場、背景皆瞭如指掌，能據此而推斷其種種行事。四、善用戲詞。在報導文學中常常用戲詞加入。令人讀了增加興味，能收雅俗共賞之效。」
一九二六年，邵飄萍被殺害之後，徐彬彬不得不離開《京報》。這期間他與弟弟徐一士開始合撰《凌霄一士隨筆》。於一九二九始刊於天津的《國聞週報》六卷二十六期（七月七日出版），直到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為止，歷時有八年，實乃古今中外報界極其少有之現象。兄弟倆通過走訪一些清末民初的一些政要和遺老遺少，記錄了很多的掌故。這本巨著涉及到北京的民風民俗，三教九流，範圍甚是廣泛，內容甚是詳盡。有不少專家說，要研究近代史，特別是清末到民初這一段歷史，徐彬彬、徐一士的《凌霄一士隨筆》非看不可。有云：「《清史稿》是官方史，而《凌霄一士隨筆》集清野史之大成，加上他們二人的親身經歷，是最可靠的近代史資料，也是學習清代歷史的必修讀物。」《凌霄一士隨筆》全書近一百二十萬字，為民初年間篇幅最長的掌故著作，與黃秋岳的《花隨人聖庵摭憶》及瞿兌之的《人物風俗制度叢談》號稱為民初三大掌故名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