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他對筆者的幫助還持續到畢業後。每逢需要有人幫我寫推薦信時，我總是第一個想到他，他也總是快速的回應，並且事後問我申請結果如何？他甚至為我促成了2012年那本英文著作：十字路口的台灣教育，讓我有機會跟當時美國最大的出版社Palgrave McMillan，歷經近三年合作才發行問世，他還特地幫我寫序推薦。此書的出版，可說奠定了我日後國際學術社會的參與及發言權。這書讓我獲得不少學術邀約，經常去分享台灣教改，甚至大陸教育的研究成果。
這位指導教授成為協助我進入國際學術的領航人。因為他，筆者學習了從事學術研究應有的批判思考、忍耐孤寂、與維持不卑不亢的風範。所以今年六月二十七日在他過世滿兩年的前夕，也是五年前我們共同參加學術會議，大會致詞途中，他不幸在眾人面前發生中風前兆，送醫後緊急手術搶救的艱難歷程。在紀念他的日子裡，我幾度含淚，先後完成兩篇中英文文章，藉此追憶這位為我樹立學術榜樣的恩人與貴人。
二、我的博碩士導師生涯
或許是因為受John這樣的學術訓練，筆者懷著感恩的心回到了台灣，並且有機會在兩岸學術界進行交流與講學。過程中，我從一個只知道原理原則等大方向、求好心切的新科博士，對學生十分嚴格卻缺乏耐心與方法。最初在指導學生上，只能邊走邊學。隨著個人角色的轉換 (如成為母親與資深教授)，逐漸變得能夠容忍那些喜歡天馬行空、缺乏挫折容忍力、決心不夠的研究生。我愈來愈願意跟學生長時間的坐下來討論，能夠將心比心了解這些年輕人為了論文，而身心備受煎熬等處境。作為過來人，我經常請同學來研究室，坐下來一起商討，從訂定題目、撰寫摘要、確定研究主題、繪製研究架構、選擇理論基礎、尋找研究方法、撰寫研究發現與討論等，一個一個慢慢引導，讓他們看到自己的盲點與亮光。過程中，甚至其他寫作遇到瓶頸的學生，也會上門來求助，儘管他們不是我的指導學生，我也會儘量幫忙。
這些年，由於台灣高校招收陸生與國際學生的緣故，筆者有機會接觸到許多非常優秀、來自四面八方的研究生們。除了需要用英語授課之外，我也知道他們完成論文，其實是整個修課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環。筆者嘗試在上課過程，邀請他們加入研究團隊，把他們視為未來的學者與專業人士。我們經常舉行圓桌會議，一群人坐下來討論各式各樣的課題。每個人針對自己的興趣、優點，在團隊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同學間相互合作，彼此學習。研究過程中規範清楚、任務明確，絕不讓同學單打獨鬥、一人摸索。因此，這些年我們意外的完成許多研究專題，發表了不少中、英文專書與論文，甚至客座主編了兩期國際著名期刊等。師生間維持學術研究的夥伴關係，遇有適當機會，我會邀請他們出國參加學術會議，共同聯名發表，分享學術道路的甘與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