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句話講，這個心虛其實後面會感覺到一種不夠信任，這個就是殖民地身世的問題——它很怕中國過來後不信任，反之亦然。
這個不信任感已經真正看出端倪，也是一個隱喻的話，其實從接收大典那天風狂雨驟，天象也很不好（就看出來了）。從那一天，我作為一個旁觀者、觀察者，已經覺得中間是沒有辦法彌合的，因為殖民地身世所帶來的隔閡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回歸到現在20多年，每一任的行政長官以及他的行政班底幾乎都是一樣的問題，你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很有政治能力的執政班子，一方面可以面對北京，一方面可以讓香港人民信任，這中間的許多不信任，某個意義上簡直是非常宿命的。
如果說是有50年，到現在來看的話，當然是都沒有辦法挽回，讓那個不信任度能夠漸漸減低，現在講的話當然是益發地不可能。
我一直對香港有很強的宿命感。我那時很喜歡用的形容詞是，就好像兩輛火車，你真的一看它就會對撞，它沒有道理不會對撞。尤其這幾年從梁振英到林鄭，那是根本權力體系無法支撐的，因為既沒有民意的支持、又沒有北京的完全信任，所以它怎麼樣都做不好，怎樣都會惹來民怨。
德國之聲：香港「黃金年代」的文化影響力——無論是港樂或港產片——是很旺盛的，影響台灣甚至整個亞洲，現在它在華語世界影響力如何？
平路：坦白說，這也是我真正非常擔心的地方。它越來越黯淡的時候，大家把它當成一個零件來處理，譬如說上海片場需要哪一種技術人員的時候，他們去香港招募，甚至重金招聘，可是一旦學會了他就不用了。他是把它當作一個配件、一個需要的部分。
回到我剛剛講的比較抽象的部分，20多年的時間很被壓縮，加上香港不是那麼政治化的地方，一旦政治化後許多事情就漸漸無法讓它發酵。其實香港跟中國大陸、甚至跟台灣，我一直覺得對它的了解其實不夠，沒有從了解中覺得香港的創意是把這些零件放在香港它就會發生的，而不是一個個零件把它找過來，為了上海片場的需要等等。
這並不一定是後面有什麼人的旨意，要去消散香港的創造力，而是當一方面，金錢的邏輯是這麼樣的強大，賺人民幣可以賺那麼多，另一方面還是回到大家對香港的創意並不是從心裡覺得它有它的地方特色、它的殖民地特色會讓它的作品出來跟其他地方不一樣。
它就是有一種駁雜之感讓它特別精彩，我們很少用這樣的眼光去看香港。
德國之聲：現在有所謂的《國安法》，界線也比較模糊。在做文化交流的時候，這會變成一種顧忌或自我審查嗎？
平路：當然都是有可能的。這些「紅線」一定在，要多麼小心不要踩在紅線在，不要變成自己的麻煩，也不要變成兩地交流很大的事情，這種事情是要格外小心的，因此它格外的困難。這也是為什麼我剛剛一直提的，你不能放棄任何交流的機會，雖然很困難，但你還是要更努力地去做，不能想說那就算了那就不去做了，因為那個地方的這種藝術上的創意，它還是需要各方面的養分進去，需要鼓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