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當爸爸需要長照服務時，陳慧瑛就知道一定要非常小心──評估過程有各種人會進到家裡來，陳慧瑛就會一個個跟爸爸確認告知有誰要進來，同時也會跟照顧管理專員、居服員、督導一個個說清楚爸爸的狀況，否則在爸爸依然時刻擔心有特務的情況下，單純讓外人進來煮飯掃地都會變得相當困難。
「你不能跟他說這些人是政府派來的，連說是醫生派來的他都會不信任。」即便爸爸已經能接受有外人在家裡，2020年爸爸住院，對陳慧瑛來說也還是極大挑戰。那時爸爸連續發燒多日卻不願去看醫生，陳慧瑛請弟弟帶他去看家醫科做檢查、又進急診室進行一連串治療，爸爸就失控認為「一定是弟弟跟醫師策劃好的」；儘管後來住院時幸運找到能配合爸爸狀況的看護，看護也看見爸爸隨時恐懼、想知道對方是誰這是哪裡，「醫院其實滿像監獄的，很像他當年在留質室獨自一人的狀況……」直到走完整個療程，爸爸才對醫院有稍微的信任。
後來進入陳慧瑛家中的協會成員、職能治療師N（化名）發現，刑求不只留下陳父對外缺乏安全感的狀況，也清晰可見陳父血壓偏高、落差幅度極大──血壓數值不一定是刑求關押直接造成的，但長輩確實長期沒有機會去處理受難的創傷，所以恐懼感會不斷累積，容易誤解有人要害他、誤解後又更害怕，整個神經系統對外界都處在相當緊張的狀態。
「酷刑也導致他失去對自己身體的控制感，這在青壯年可能不明顯，但現在長輩行走都無法自主控制，他焦慮感會更大……他跌倒一次以後對自己走路會特別緊張，他很想走，但很怕走。」這是個管師郝柏瑋見到的。
受難經驗讓陳父對人、甚至對自身狀態的信任感都斷裂了，郝柏瑋最初造訪陳家就意識到，陳父一年四季窗戶全關、怕別人探看，當陳父對個管師與職能治療師有信任度了，他也會提醒年輕人出去不要談政治、「現在還是會被他們（特務）聽到」，對於自身在牢獄中的經歷也是幾乎不提；即便陳父知道進入家中的醫療與長照人員是來幫忙的，他在外人造訪前一天依然會明顯身心惡化，無法好好吃東西、容易跌倒，孩子要替獨居父親裝上安全監測攝影機當然也必須經過一番苦戰，他時刻在恐懼。
「你無法救你自己、怎麼努力都沒有用」白色恐怖陰影纏繞數十年 今日連「說出來」都成困難
控制子女、隨時活在被監控的恐懼、對就醫與外人感到恐慌，這些或許都是陳父經歷刑求牢獄後留下的創傷，但從「台灣政治暴力創傷跨專業療遇協會」理事長張先甫的分享也可知，台灣要談政治暴力創傷的難題之一，是此刻已距離長輩受難數十年之久，可能連本人都不見得能意識到自己受到哪些影響、哪些行為是因為政治暴力創傷而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