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的訴求很單純、傳到外面去卻好像變成學生要造反，所以他們就跑來問我們，讓我很困擾──很正常的學生訴求被他們看成不得了的事情，他們可能想要立功，所以擴大渲染、傳回來問我們，我們就覺得啼笑皆非……我也不希望害到學生，因為這些人都是我的學弟，我不希望他們受到傷害，但我不去找，我的工作就是做不起來……」－1980年代校安小組成員證言
過去威權時期所謂的「加害者」，到底在想些什麼？台灣走過40年戒嚴時期、直至1990年才廢除動員戡亂條款，這期間有人被密報入獄、有老榮民因為年輕時在中國參加讀書會被入罪、蔣經國時代的大學校園也因「抓耙仔」人心惶惶，這些壓迫有受害者現身說話，卻少了「加害者」的聲音，而隨著促轉會的研究，「加害者」心聲也在數十年後首度曝光。
「這可能是最後一個加害者與受害者共存的世代，受害者在凋零，而壓迫者也是……」促轉會代理主委葉虹靈說。經訪談得知，有檢察官對於老榮民上吊悲歌只說是「時代悲劇」、起訴後他就什麼都不管了，有校安小組成員不想害到學生、討厭這份工作，而無論所謂「加害者」的想法是什麼，結論似乎都指向體制迫人的一面──促轉委員陳雨凡便說，經調查發現72.1%民眾認為下令長官應該要究責，不會只有基層。
「每一個里、每一個村都有完成佈建」前調查局官員揭龐大體系：把錢都砸到這裡去，等於丟到水裡…
儘管在解嚴後許多威權時期受害者現身說法，談當年被逮捕、失去自由與人生、或被監控的恐懼，「加害者」的想法卻始終缺席，促轉會代理主委葉虹靈於4月30日促轉會任務成果發表會說，就連促轉會過去「監控檔案閱覽計畫」，鄭南榕之女鄭竹梅看了檔案以後也想問：「為什麼我叔叔嬸嬸的名字都被寫在檔案裡，但加害者的名字沒能揭露？」倖存的受害者正在老去凋零、加害者也是，因此，促轉會對所謂「體制參與者」進行訪談，就是希望了解當年體制如何運作、他們怎麼想。
促轉會訪談對象包括12名軍法官、前警總保安處、特檢處、電監處人員6名、調查局高階與基層調查員6名、校安系統（例如訓導教務處職員）3名。葉虹靈坦言這工作台灣開始得太晚，白色恐怖最早期判重刑的軍政首長、軍法官大多已過世，目前尚在人世、身心條件能受訪的大多是中後期人員了，但訪談依然有突破性意義，這些人是在民主化之後的30多年首度到政府機關接受訪談。
就訪談結果，這些體制參與者第一共通特色是「自我限縮」，他們總會說自己的行為是服從上級、時代背景、依法行政、餬口飯吃，一名現年80多歲的前保安處處長在拒絕受訪時，就寫了張字條這麼回應：「我在保安處服務，不是主官，對業務處理無決定權，所以業務都是承上轉下、聽上級長官命令。台灣警備總部保安處是依國防法規成立的單位處理，業務時必須由軍法處軍事檢察官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