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華辭職文稿中一句是：「我鞠躬盡瘁，從未敢有一日懈怠。」讀中國歷史，見盡數十年中國的政治變遷，我最怕見到掌權者的「鞠躬盡瘁」。
失敗者回憶錄163：港督與特首有什麼區別？
港英時代從英國派來的總督，與九七後歷任香港特首，最明顯的區別有兩點。
一是所有派來的港督，初到時香港市民對他幾乎都不認識，由於認知度低，因此民望也平平，然而離任時的民望卻大都比履任時高出許多。歷任特首卻相反，履任時香港人對他的認知度頗高，除了梁振英之外，其他初任特首的支持度也不差，但離任時的民望幾乎都低到慘不忍睹。
另一是英國派來的總督都似乎頗有空閒，有的喜歡假日行走山徑，有的到社區的店家吃蛋撻。市民給港督去信，總會有回覆，儘管多是秘書代行。歷任特首則相反，忙到不可開交，基本上不會回覆市民來信。董建華甚而自稱工作時間是7-11，即早上7時工作到晚上11點。
我經歷過這不同的兩個時代，不免會想：什麼原因使力疾從公的人，民望反而不及輕鬆任事的人？
管理哲學的轉折點，就在於特區首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辭職前後。在這之前，港督只是負責與倫敦聯絡，聽取香港各界意見，思考和規劃大政方針，至於日常施政，都交給港英時代的布政司去做。港督除了每年發表施政報告之外，極少就香港具體事務講話。也就是「為政不在多言」，定下法律，全港市民在法律之下各顯神通便是。
香港文官制度的傳統是：總督是香港的首長，布政司是香港政府的首長。
港英時代的布政司，九七後改稱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換了官銜也順利過渡。2000年9月，陳方安生突然被召喚到北京，與主管港澳事務的錢其琛晤談。如果錢跟陳太說的是後來江澤民在澳門說的同樣的話：「行政長官既是特區首長，也是特區政府首長。」那麼意思就很清楚地表明，你再也不能像以前當布政司那樣，當政府的首長也。於是，陳太辭職。
改變的原因，可能跟北京在香港尋求中共的政治利益甚而權貴的私人利益有關。比如香港電台是否要跟從中共的對台政策，是否要壓制法輪功在香港的反共言論，是否禁止六四集會，廉署是否可以查國企，等等。陳太不能夠配合中共意圖的原因，是一旦有關案件訴諸法庭，按照法官的公正執法，政府幾乎一定敗訴。但從中共一黨專政的觀念來看，根本就無視有司法覆核這一關，他們會認為是港英餘孽阻擋中共意圖的實現。
另一原因，是董建華提出的八萬五建屋和這個中心、那個中心的大計，沒有得到具體施政公務員的支持。不支持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就是沒有自下而上的規劃和諮詢，沒有形成法例去必須執行。但當慣公司老闆的董建華不會這麼想，他可能認為他的偉大功業不能實施，是執行政策者的有意阻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