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初，由於債台高築，斯里蘭卡的外匯儲備開始耗盡，一些官員當時認為，是時候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IMF）求助了。這是一個可能帶來嚴重政治後果的舉動，因為IMF的救助計劃往往附帶痛苦的緊縮措施。
但據斯里蘭卡現任和前任官員稱，作為該國大債主的中國提供了一個誘人的選項：暫時不採用令人痛苦的IMF方案，而是繼續借新債償舊債。於是斯里蘭卡同意了，在不久之後的2020年和2021年，來自中資銀行的30億美元新信貸流入斯里蘭卡。
本文為風傳媒與華爾街日報正式合作授權轉載。加入VVIP會員請點此訂閱：風傳媒・華爾街日報VVIP，獨享全球最低優惠價，暢讀中英日文全版本之華爾街日報，洞悉國際政經最前沿。
如今，這個計劃已經失敗，讓斯里蘭卡陷入混亂。在巨額債務和高通膨的壓力之下，斯里蘭卡連進口基本商品所需要的美元也喪失殆盡，市民購買燃油得苦等數小時，大城市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維持照明。到今年4月份，斯里蘭卡最終決定向IMF申請救濟時，該國經濟已處於快速下滑狀態，即將陷入1948年獨立以來罕見的深度衰退，這引發了民眾騷亂，大量示威者闖入總統官邸，總統被迫逃離。
周三早間，原定當天辭職的斯里蘭卡總統拉賈帕克薩（Gotabaya Rajapaksa）乘坐一架軍用飛機逃往國外。
曾在今年4月至5月短暫擔任斯里蘭卡財長的薩布里（Ali Sabry）說：「我們沒有利用當時手頭有限的儲備實施債務重組，而是繼續償債，直至用光了所有儲備。」他表示：「如果當時現實一點，向IMF求援的時間原本應該提前至少12個月。」
斯里蘭卡現在有350億美元左右的外債，是1999年巴基斯坦違約以來亞太地區首個發生國際債務違約的國家。斯里蘭卡與IMF的談判將考驗中國政府協助解決發展中國家主權債務危機的意願。批評人士稱，這場危機與中國的貸款政策脫不了干係。
60多年來，很多國家的主權債務重組都是由巴黎俱樂部（Paris Club）協調進行的，這是一個由22個主要債權國組成的非正式組織，成員大多是美國、法國、德國等西方國家，也包括日本和韓國等亞洲國家。巴黎俱樂部常常與IMF合作，自1956年成立以來，累計與90個國家簽署了433項協議，重組了超過5,830億美元的主權債務。
這些重組往往會導致債務方和債權方都受到衝擊，債權方往往最終要減免部分貸款。
中國不是巴黎俱樂部的成員國，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在2005年以前還不是一個主要債權國，自那以來，中國開始大舉放貸，以配合其具有戰略意義的「一帶一路」倡議。世界銀行（World Bank）數據顯示，中國現在對低收入國家的貸款餘額已超過巴黎俱樂部所有成員國的總和。
中國通常採取非常規的方式實施債務重組，並不遵循西方習慣的做法，按照西方的債務重組思路，陷入困境的債務國應該根據現有和未來的政府收入將其債務減記到可持續的水平。而中國政府往往對債務國錙銖必較，可以延長貸款期限，但本金不能減少。
除斯里蘭卡外，非洲國家尚比亞和衣索比亞也都在重組債務，這兩個國家也是中國的主要債務國。在肯亞、柬埔寨和寮國等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自中國的債務佔比也很高，而且即將到期，經濟學家不確定這些國家能否償債。
在金融環境越來越惡劣的今天，中國將如何扮演發展中國家頭號債權國的角色，對此中國一直諱莫如深。但有時候，中國的介入會讓債務重組遭受挫折。
據知情人士透露，當尚比亞2020年秋季瀕臨違約時，儘管已告知債權人該國計劃削減現有債務，但中國政府仍試圖向贊比亞提供新的融資，幫助該國支付基礎設施貸款。
2021年12月，IMF工作人員就尚比亞債務安排達成一致，之後在尚比亞外債中佔比30%以上的中國花了幾個月時間才加入一個由公共債權人組成的的官方委員會。今年2月份，在包括美國財長葉倫（Janet Yellen）在內的西方官員點名批評中國後，中國才最終加入這一債權人委員會。據上述知情人士稱，儘管中國政府初步接受了IMF的減債計劃，但這個債權人委員會只舉行了一次會議，中國各貸款方之間的分歧導致會議延遲。
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智庫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非常駐研究人員Lex Rieffel寫道：「中國不太可能成為巴黎俱樂部的正式成員，主要原因在於地緣政治因素：在巴黎俱樂部，中國只能成為規則的接受者，但中國更喜歡做規則制定者。」
中國外交部在一份聲明中表示，中國是第一個向尚比亞提供債務減免的雙邊債權國，並否認了拖延債務談判的指責。
在大多數情況下，中國並不披露自己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規模基建項目貸款中的條款。但隨著新冠疫情、利率上升、美元走強和債券市場恐慌將一些負債累累的國家推向違約邊緣，中國的貸款操作也被推到聚光燈下。
威廉瑪麗學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研究實驗室AidData Lab執行主任Bradley Parks說：「向存在償付能力問題的主權國家提供不可持續的龐大貸款，就像上世紀80年代美國貸款給拉美國家那樣，這種操作可能導致的惡果中國還沒有經歷過。」 AidData Lab對中國在海外的貸款行為做了大量研究，發表了大量研究成果。
斯里蘭卡地處重要航道，長期以來一直是大國競爭的焦點。這個國家發現從中國拿到資金很容易。而且1997年之後，中國資金變得尤為重要，當時世界銀行把斯里蘭卡提升為中低收入國家，導致其失去了專用於低收入國家基礎設施的開發補助金。
2009年，在斯里蘭卡政府軍與北部泰米爾少數民族叛軍的內戰結束後，時任總統馬欣達·拉賈帕克薩（Mahinda Rajapaksa）試圖利用基礎設施項目拉動經濟復甦。馬欣達·拉賈帕克薩在2005年至2015年擔任斯里蘭卡總統，是最近被推翻的斯里蘭卡總統的哥哥。馬欣達·拉賈帕克薩的核心抱負是將閉塞的南部沿海城市漢班托塔變成繁榮的港口城市，與可倫坡媲美。漢班托塔是拉賈帕克薩家族的故鄉。
「我國人民正等待著『經濟戰爭』的勝利，就像我們在反恐戰爭中取得勝利一樣，」他在2010年的總統選舉宣言中說。為了給這場經濟戰爭尋得資金，他求助於中國。
過去十年，數以十億計的中國貸款資助了斯里蘭卡的各類項目，包括公路、發電廠、鐵路延長線、一個港口、一個國際機場和一個板球場。有些項目大獲成功，如可倫坡以北約80英里（約129公里）的Lakvijaya電廠，給斯里蘭卡最欠發達的鄉村地區通了電。但很多其他項目並不像政府盼望的那樣成功。
板球場是為2011年板球世界盃而建的，但建成以來很少舉辦國際活動。可容納100萬國際旅客的機場也出現運營虧損。今年4月和5月，沒有商業航班在該機場降落。
而漢班托塔的深水港收入不足以償債。由於難以償還貸款，斯里蘭卡政府在2017年將該設施的99年租賃權授予一家中國國有企業。斯里蘭卡國內的批評者稱，這是一個「債務陷阱外交」的例子，意思是提供貸款是為了讓斯里蘭卡依賴中國。
漢班托塔20歲的家用電器零售助理Akila Lakruwan表示：「問題在於我們還沒有從這些基礎設施中看到任何好處。」他說，隨著經濟危機導致消費者勒緊褲腰帶，最近幾個月，店裡的顧客只有平時的10%左右。他表示：「當時的宣傳是每個年輕人都會得到一份工作，我們原本指望這些項目能帶來工作機會，但希望落空了。」
從2000年到2020年，中國單向斯里蘭卡就提供了約117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貸款。中國最近對斯里蘭卡的一般信貸額度又增加了30億美元。
不過，隨著利息支出增加和政府赤字持續高位運行，斯里蘭卡不得不發行國際主權債券來償還越積越多的高息中國項目貸款，這些貸款大部分以美元計價。
前投資部長、現為反對派政治人士的Kabir Hashim表示，斯里蘭卡不得不藉助國際債券市場來償還中國貸款，因為政府借款投資的項目幾乎都沒有回報。她說：「這就像一個惡性循環。」
如今，斯里蘭卡正面臨債務重組，各方都在試圖揣摩中國的意圖。
中國外交部在一份聲明中表示，中方願同有關國家和國際金融機構一道，繼續為斯方應對當前困難、緩解債務負擔、實現可持續發展發揮積極作用。中國外交部還稱，中方與斯里蘭卡的合作一直基於科學規劃和詳細分析，從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
中國是低收入國家債務處理共同框架的簽約國。二十國集團（G20）在2020年11月通過了這一框架，旨在應對疫情帶來的經濟挑戰。
雖然中國目前表示，計劃在IMF項目和即將展開的債務重組談判中支持斯里蘭卡，但中國政府對斯里蘭卡政府的決定也表露出不滿，並已停止斯里蘭卡動用15億美元貨幣互換的資金，以及截至3月份還在計劃中的25億美元信貸安排。
斯里蘭卡的政局仍複雜多變。斯里蘭卡政黨領導人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決定組建一個包括反對黨在內的多黨臨時政府。議會將投票選出一位新總統，並由其任命一位總理，然後舉行新一屆選舉，選舉具體日期尚未確定。
斯里蘭卡走馬燈式的領導人更迭可能使該國與商業債權人、多邊機構和主權國家等債權方之間本就脆弱的討論變得更加複雜。斯里蘭卡總理兼財政部長維克拉馬辛哈（Ranil Wickremesinghe）也表示將辭職，儘管他先前發揮了關鍵作用，主持了與IMF的談判，並通過外交手段爭取必要的物資和過渡資金。
IMF人員在6月下旬結束對可倫坡的工作訪問時，對「近期」與斯里蘭卡就中期貸款（EFF）達成工作人員級別的協議持樂觀態度，現在IMF表示，正在密切關注事態發展。IMF稱：「我們希望目前的局勢能得到解決，以便就IMF支持的計劃恢復對話。」IMF同時指出，將繼續與斯里蘭卡財政部和央行官員進行有關技術層面的討論。
一些斯里蘭卡領導人仍然懷念過去能輕鬆獲得貸款的日子。「中國人財力雄厚，隨時都願意提供貸款，這與其他國家形成鮮明對比，」斯里蘭卡前財政部長拉維·卡魯納納亞克（Ravi Karunanayake）表示。「問題在於如何成功地與中國人談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