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認同猶太人受害者，無可厚非，但卻常常將同情與理解混為一談。維也納第六區的紀念碑宣稱是「為了未來而記憶」（Remember for the Future）。在大屠殺業已成往事的此際，難道我們應該深信一個看得見的未來正等著我們？我們與被遺忘的犯罪者和被紀念著的受難者共享著同一個世界，而我們的誤區卻並非無辜的過失。我們的星球現在正改變著，正重新喚醒希特勒時代為人所熟知的恐懼，而希特勒當時也不過是對此做出回應而已。大屠殺的歷史尚未結束。其開啟的先例是永恆的，而人們尚未記取教訓。
能對於歐洲猶太人大屠殺具有啟示的說明必須是星球性的（planetary）說明，因為希特勒的思想是生態學式的（ecological），他將猶太人視為自然界的創口。這一段歷史必須是殖民的（colonial）歷史，因為希特勒想要的是在猶太人居住的鄰國土地上發動一場場滅種戰爭（wars of extermination）。它必定是國際性的（international）歷史，因為德國人和其他被謀殺的猶太人並非身處德國，而是身在其他國家。它必須是按照時間順序的（chronological）歷史，因為希特勒在德國的崛起只是一部份的歷史，繼之而來的是征服奧地利、捷克和波蘭，以及重訂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它必須是政治的（political）歷史，因為德國毀滅鄰邦（尤其是在蘇聯德佔區）創造了一些發明出毀滅手段的地帶。它必須是多重聚焦的（multifocal）歷史，提供納粹觀點以外的觀點，徵引發生殺戮的地區內外不同群體的資料，不論是猶太人抑或非猶太人的資料。這不僅關乎正義，也關乎理解。而這種理解也必須是人性的理解，將求生的意志以及謀害的企圖都記載下來，描述謀求活路的猶太人以及那些少數試著幫助他們的非猶太人，接受每個個人與每段值遇都有其固有且難以化約的複雜性。
一段大屠殺的歷史必須是當代史，使我們得以體驗希特勒時代所遺留在我們的心中與我們的生活中的面向。希特勒的世界觀本身並不足以導致大屠殺，但隱藏於其中一以貫之的思想卻生產出了某種新的毀滅性的政治型態，也生產出關於人類執行大規模屠殺的能力範圍的相關知識。意識形態與情境要像一九四一年這樣縝密結合的條件已不復見，但是類似的事件卻仍可能再度發生。因此，要了解我們自身，也必須了解過去。大屠殺不僅僅是歷史，也是警示。
＊作者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撰有多部備受稱譽的史學著作。同時也是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外交關係理事會暨良知委員會的成員、維也納人類科學研究中心的常駐研究員。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黑土：大屠殺為何發生？生態恐慌、國家毀滅的歷史警訊》（陳柏旭譯，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