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與之相比，該視頻之所以仍令一些普通民眾感受到某種共情與「勵志」，正因在這種苦澀的底色之上，二舅終以自身的堅韌與毅力，竭力對抗著命運的荒謬與底層小人物的無力，從而盡可能地活出了一些個體生命的尊嚴。關於這種生存哲學，作者總結為二舅筆記本上抄錄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把這句來自於四十年代、在建國初期風靡一時的革命語錄作為二舅的形而上學，不免令人感到荒謬或錯愕。但其也並未脫離二舅所受的教育及所處的實際：二舅及千萬個二舅一樣的時代小人物們，當他們在尋求信仰以堅定自我的存在之時，因種種原因，其能找到的，往往只是中小學時代耳熟目詳的毛主席語錄以及對社會體制的確信。
二 官媒的推崇與民眾的質疑
在中國式存在主義中，未莊的農民阿Q善用消極的精神勝利法「兒子打老子」、「我的兒子會闊多了」等支撐自己稀里糊塗的人生；而在反映八十年代艾滋病村莊的電影《最愛》中，被驅逐被遺棄的艾滋病村民則絕望地傳唱著瞎眼藝人的河南梆子：「孔老二他給我管過賬，張天師他給我看菜園，老婆子我有八萬六，好兒孫我有十萬三。我本是老天爺的他乾爹，你看我體面不體面？」
這種自欺欺人的自我補償心理，以及絕望式的存在，均屬於存在主義哲學鼻祖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所認為的缺乏自我意識、無法也無從追求永恆意識的悲哀。電影《活著》中的主人公富貴與視頻中的二舅似乎更加「積極」，較為類似於加繆（Albert Camus）所推崇的接受荒謬性、勇於自我賦予生活意義的人：經歷過種種命運打擊的富貴仍精心撫育失去母親的小外孫女饅頭，編制著未來的夢想，即「以後一切都會好的，饅頭還要坐飛機呢」；二舅則通過忙碌而充實的生活堅定自身的存在，通過作者之口堅持「生活不能往回看」，不能讓遺憾成為生活里「讓人沉淪的毒藥」。
然而，當富貴、二舅等卑微個體以最大限度的隱忍與千方百計的努力所追求的生存，被作者上升為「我們這個民族身上所有的平凡、美好與強悍」，官媒們自然也順理成章地利用這股「正能量」，盛贊「二舅活出了我們嚮往的飽滿人生」、 「二舅沒有躺倒」，「選擇了豐潤豁亮的生活」等等。當二舅的命運以「個人的即是政治的」由此進一步深入公共空間，並在聚光燈下片面地得到發掘頌揚而完全掩蓋了其所受的苦難，這場關註則迅速發酵為民眾對公權力的質疑，以及對社會制度與結構性的討論：譬如殘疾人的社會幫扶問題，農村的老齡化、醫療保險與養老制度問題，鄉村空心化以及老弱病殘的進一步邊緣化、以及其中缺失的政府職責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