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李光耀而言，有甚麼比國家建構更重要？又有什麼比國家建構被受威脅更讓人恐懼？Singapore Herald被禁之後二十年，亦即是李光耀從在位超過31年的總理職務卸任之後的第一個國慶節，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武裝部隊在哥打丁宜舉行聯合軍事演集。李光耀在《硬道理》一開始就用這個擲地有聲的故事提醒年輕一代，這個被受列強唬嚇的蕞薾小島，能不時刻戒慎恐懼？新加坡必須要有強大的國防（按2010年數字，新加坡人均軍事開支全球第四），優越的經濟，否則何以屹立？這種意識形態幾乎貫串了他所有的訪談錄、回憶錄。在新千禧年出版的《李光耀回憶錄》，厚逾1,500頁的結論是以希臘、雅典城邦模擬今天的新加坡：偉大如希臘、雅典，終也逃不過慘遭洗劫滅絕，難道新加坡就沒有消失的可能？心須堅持經濟進步、社會和諧、唯才是用，那種消失的可能才可大大減少。於是，政府制度、政策、行為的方方面面都因應國家建構這使命來篩選，民主制度和新聞、言論自由也不得倖免。
《李光耀觀天下》（2013年出版）書中強調，新加坡必須要由幹練英明的優才當政治領導。
對民主和言論自由的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擇善固執的朋友，固然視李光耀不少政策、行為為獨裁者之舉而齒冷，但也有好些西方觀察家承認他的治國之道令新加坡成功，是對失效頻頻的自由主義民主（liberal democracy，或者索性叫西式民主）豎起一面「照妖鏡」（例如美國The World Post的主編Nathan Gardels） —— 不採用西式民主，新加坡不也是一個亮耀全球的經濟奇蹟？今天在經濟上百病纏身的是西方列強還是新加坡？目光短淺唯利是圖庸碌自私的政客，充斥在西式民主制度當中的多，還是在新加坡的多？他的好些辯解也許似是而非，例如在《硬道理》和《李光耀觀天下》（2013年出版）中都強調，新加坡必須要由幹練英明的優才當政治領導，但這些人都不願參加西式民主當中那些風高浪急陰險偽善的競選，那僅能選出只懂得擺姿態做秀的庸才，所以新加坡需要設計令這些優才得以順利上位的特殊制度（例如集選區制），否則早就淪落云云。20年前他在《外交事務》接受主編Fareed Zakaria訪問時發表經典的「文化命定論」 (culture is destiny)，否定了西式民主應該是亞洲／華人的必然選擇，激發的學術辯論歷久彌新。然而，他用新加坡實實在在的成就證明，西式民主的工具價值（instrumental value），在這裏難稱「普世」，「亞洲模式」至少能做到各擅勝場各取所需的態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