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這種外來病毒,在東南亞受到敘利亞與伊拉克伊斯蘭國勢力所展現的激進主義新典型強化。然而,比起歐洲、北美洲與中東地區,東南亞只有少數心懷不滿的穆斯林加入了伊斯蘭國的行列──相較於突尼西亞的3千人、法國的1千5百人,世界上最大的遜尼派(Sunni)穆斯林國家印尼僅有約3百人輸誠。從2016年伊斯蘭國在雅加達與吉隆坡策動的攻擊看來,這個數據並沒有讓情況變得比較緩和。簡言之:忠於伊斯蘭教的堅持,以及保守伊斯蘭道德觀在曾被視為「溫和」或「寬容」的社會散播,危害著支持東南亞地區穩定的多元主義基本假設。其中也具有政治意涵:當東南亞的穆斯林越來越受相信伊斯蘭國理論基礎的瓦哈比派影響,他們就越不可能相信民主。
我的父親帕納約提斯・傑拉西莫夫・瓦提裘提斯(Panayiotis Jerasimof Vatikiotis)專事阿拉伯語及伊斯蘭政治理論研究,他說從主權在民衍生出的現代國家地位正當性的整個概念,嚴重牴觸伊斯蘭主張,伊斯蘭堅持主權屬於真主、「國家世俗權力的正統性,建立在至高真主的意志與伊斯蘭律法的實行上」。就他看來,這樣的二分法導致了「穆斯林族群定期需要抵抗或推翻暫時或世俗的現實,來實現伊斯蘭的政治理想」。家父在1997年過世,不久後激進伊斯蘭超乎想像的暴力作為首度出現。由於東南亞地區的民族思想普遍強大,我們可能永遠都看不到像中東地區那樣讓伊斯蘭國得以建立領土基礎的國家結構崩塌。但就如前一章所提到的,東南亞存在著無人管轄的地區,為暴力激進主義提供了孵化的自由環境。
來自中東地區的外在影響與刺激,一直是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崛起的重要因素。70年代吹起的石油熱,促使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與海灣六國大幅投資伊斯蘭教育。據估計,在過去幾十年裡,沙烏地阿拉伯對海外伊斯蘭教育至少投資了1千億美金。儘管其他社會領域受到政府強硬干預,此區的宗教教育卻開放私人投資,著實令人意外。在印尼,4萬多所宗教學校中,約有9成由私人經營,只有1成是國營。
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在容易出現急遽社經變動的社會裡,有越來越多人篤信宗教。宗教信仰是逃避貧窮與不確定性的避風港,若有經費可供逃離現實,便會助長信教風氣。因此,在宗教信仰與認同既成為界線、也是面對未知的緩衝的社會裡,人們廣泛擁抱宗教。宗教信仰的復甦滋養了暴力激進主義,使得令人擔憂的教派分歧正在東南亞急速升溫,因此,我們有必要了解此區不斷變動的宗教(佛教、基督教及伊斯蘭教)發展。
*本文經授權選自商周出版《血路盛世:當代東南亞的權力與衝突》。作者麥可・瓦提裘提斯(Michael R. J. Vatikiotis)因從事媒體和衝突調停工作旅居東南亞40年,不僅擁有豐富在地經驗,也親身參與了當代東南亞諸多重大事件。他以媒體記者犀利的眼光與文筆,從經濟與文化、殖民與歷史角度分析,講述他對東南亞民主社會、君主政體與獨裁者的觀察,描繪他與東南亞各國重要政治人物、軍方高層與精英分子的往來經驗,以及他和升斗小民、學運領袖、抗爭人士的訪談,反映出東南亞的政治與社會真實面。此外,他也聚焦該區的族群與宗教衝突,特別是近年伊斯蘭激進思想滲透此地所造成的動亂與紛擾。在本書中,你將穿梭於以下現場:1968年菲律賓獨裁者馬可仕下令刺殺反對黨領袖艾奎諾後所引發的人民力量運動、1998年五月雅加達街頭爆發的印尼排華運動、2010年曼谷紅衫軍反政府示威、2017年緬甸若開邦羅興亞族遭軍隊武力鎮壓所引發的難民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