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黨校一名教授顯然很滿意地指出，新冠疫情將助長西方的民族主義，並進一步破壞自由秩序。「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民族主義就已成為一股（支持中華民族）復興的趨勢。川普政府和英國脫歐更（為民族主義）帶來明星級的表現。」他認為，新冠疫情將「進一步強化」這些有利於中國的趨勢。吳白乙認為，經濟慘況、社會動盪、應對新冠疫情不力，意味著「這個自視為『人類燈塔』的國度陷入持續而激烈的社會抗爭⋯⋯混亂和撕裂讓人們普遍有窒息之感」。因此，中央黨校一名前副校長認為，疫情「進一步推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袁鵬則認為，美國對新冠疫情應對無方，導致「軟硬實力同時受挫，國際影響力大幅下滑」。
許多人認為西方體制的衰微複雜難解，相信西方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內解決問題。謝韜就指出，對「所謂『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重視，產生的政治「更多是一種自我表達和要求得到尊重的訴求，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再分配」，因此要解決導致不平等的結構性根源更加棘手。北京外國語大學一名教授也認為，「美國政治體制對這兩股力量（左翼與右翼民粹主義）的吸納和消化，恐怕不是一次大選投票就能解決的」。有些人認為，治理失能將會長期持續，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發表的一篇論文就推測：「民粹主義在認知上的根源將會長期存在。」謝韜認為，這個民粹主義階段「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十年或者二十年」。而兩黨政治的功能失調也很可能會伴隨民粹主義而產生。金燦榮在中國國防部網站發表的一篇文章就指出，「美國國內兩黨之間的矛盾也非常深」。
中國外交學院教授聶文娟也認為，「疫情加劇了（改革）的急迫性，但美國的政治家們似乎還未找到答案」。她認為，即使政府領導人更迭，美國很可能也只是圍繞著國家的結構性問題「修修補補」。吳白乙則認為，美國面臨著嚴重的「美國病」，他將這種病比作過去形容其他國家治理失能的「荷蘭病」和「拉美病」；他宣稱觀察家們不能再對美國的「『自我糾錯能力』抱有幻想」：經濟的大餅在縮小，「一般製造業萎縮」，好的工作機會日漸稀少，出口減少，經濟朝向科技與金融服務業傾斜—這一切都加劇了不平等，也「收窄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機遇通道」；他還認為美國的政治體制也失能，「無論某項議案的民眾支持率為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一百，均不影響它在國會通過或被否決。」由於兩極對立嚴重，因此美國治理失能的根源無法解決，他認為這導致惡性的「循環往復」，「更造成美國社會階層鴻溝不斷擴大，制度妥協餘地越來越小，國家決策與『以人民為中心』的宗旨漸行漸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