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件內褲、三顆水煮蛋成了陳君天和母親最深的聯繫。那烏克蘭的安娜呢？被告知只有一小時，可以準備行李。
她說：「我不知道要帶什麼？我不要離開多久？何時可以回來？」安娜腦袋一片空白，一小時她只帶了簡單衣物、球鞋、化妝品、梳洗用具和護照、身分證、金融卡、信用卡、手機、電腦和充電器。人在愛爾蘭的安娜說，她最懊惱的是沒有帶著成功大學碩士班的畢業證書。
當安娜說起畢業證書時，我又想起目前定居美國的王立楨談起，母親告訴他，當年唸北京師範大學的同學，其實只有二年級，離開北京時，去了宣武門外的琉璃廠買了當時北京師範大學空白的畢業證書，來到台灣。這位同學來到台灣當了教師，王立楨的媽媽在台灣又唸了兩年的台灣師範大學，才成為正式的高中老師。母親私底下都取笑這些人都叫做「琉璃廠畢業的。」
安娜沒拿畢業證書，讓我意識到原來列「緊急撤離清單」是有必要的。這不是投降主義，而是自保清單，就算要堅持「守護台灣」。
在訪問1949大遷徙和烏克蘭的安娜，我必問的一道題目：「說說你的遷徙路徑，以及遷徙路上的所見所聞。」藝人徐乃麟告訴我，父親家在安徽是位富少爺，從小養尊處優。做不了粗活。國共內戰時，父親在街上閒晃，聽到了共軍即將入城，富人即將遭殃。父親得知後，帶著新婚不久的母親，收拾簡單的行李，立刻追著國民政府的軍隊一路往南撤，從安徽到了廣州、又去了海南島。
途中，母親還和父親走散了三天，母親唯一能做的，就是緊跟著難民潮走，就在母親絕望之際，下跪求觀世音普薩庇佑，一抬頭，就看見了父親，兩人再度重逢。
到海南島海口要上船時，碼頭一片混亂，大家爭著要上船，徐乃麟說：「一般老百姓上不了船，父母親巧遇一位少尉排長，願意出手相助。少尉排長說：『我剛好有位伙夫死了，你就頂他的名字。』伙夫是兵，兵不能帶家眷，我母親怎麼辦？排長說：『大哥如果你不見外，大嫂就充當我老婆』，我的爸爸、媽媽是這樣子到台灣來的。」
安娜的路徑是她從基輔先到烏克蘭西部，簡稱「烏西」，在一家紅酒工廠避難，等著跟媽媽會合。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安娜的母親在戰爭爆發時，人正好在哈爾柯夫處理事情，近三分之二城市被戰火肆虐，她們將近兩個星期和母親失聯。
「三月初，在哈爾柯夫很多計程車司機都不接單，母親根本出不來，後來花了很多錢，動用了很多管道，才找到了司機，等了10天才把母親從烏東接出來。」和媽媽團聚之後，安娜和妹妹、外甥，從烏西搭上前往波蘭的火車，原本只有2小時的跨境火車，這趟行程整整走了8小時。抵達波蘭邊境，他們才算真正脫離戰爭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