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春山觀點:戈巴契夫留下的「政治遺產」

2022-09-06 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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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3日,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葬禮,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拉托夫手捧遺照(AP)

2022年9月3日,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葬禮,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拉托夫手捧遺照(AP)

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於8月30日病逝,享年91歲。終其一生,毀譽參半,有人說他是「扭轉20世紀方向的人」;西方世界奉他為「可以打交道的共黨改革者」;但更多的俄國人視他為「蘇聯的掘墓人」。根據「俄羅斯輿論研究中心」去年底所做的一份民調,有20%的受訪俄國民眾認為,戈巴契夫是前蘇聯時代「最可恨的人」,遠遠超過名列第二的大獨裁者史達林(J.V.Stalin)。

俄羅斯總統普丁對戈巴契夫去世,表達「最深切的哀悼」;但他在不久前還聲稱,蘇聯解體是「本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蘇聯的終結,代表一個恥辱和失敗的時刻,普丁入侵烏克蘭的行動,被形容是為了「消除那種恥辱和挫折感」。

戈巴契夫只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在他之前,蘇共領袖布里茲涅夫(L. I. Brezhnev)長達18年的統治,已為蘇聯的解體敲響了喪鐘。1983年初,「美國新聞總署」曾邀請著名的俄國問題專家舉行學術會議,與會學者列舉當時蘇聯國內已出現的難題包括:生活水準停滯不前、社會向上層流動機會減少、人口趨勢不利、酗酒,公民士氣低落和民族問題等。

布里茲涅夫去世後,蘇聯先後經過了安德洛波夫(Yuri Andropov)和契爾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兩位領導人,他們短暫的過渡統治,無法改變國家敗亡的命運。戈巴契夫臨危受命,力圖以改革來挽救蘇聯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危機。戈巴契夫的改革由三個理念貫穿而成,即「重建」(perestroika)、「民主化」(demokratizatsiia)和「公開」(glasnost)。

戈巴契夫把「重建」視為「由上而下的革命」,是要改變蘇聯的政經結構,使其有效地執行他的改革計劃;但戈巴契夫沒有削弱共黨和政府權力的打算,也沒有放棄走社會主義的道路。

「民主化」的目的是動員群眾的能力,來進行「重建」。戈巴契夫認為:「民主並非秩序的對立,民主是一較高程度的秩序,它不是基於盲目服從和盲目地執行上級的指示,而是基於人們全面積極地參與社會事務。」

戈巴契夫所說的「公開」,包括意見的討論、訊息的自由流通,以及黨政決策過程的透明化等。戈巴契夫鼓勵運用調查和民意測驗方式,以及透過社會學的研究,來了解民眾的態度和行為。因此,戈巴契夫是蘇聯歷史上,第一個善用傳播科技來製造形象的領導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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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末代領導人、冷戰終結者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與美國前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攝於1992年5月(AP)
蘇聯末代領導人、冷戰終結者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與美國前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攝於1992年5月(AP)

戈巴契夫從改革疲弱不堪的經濟著手。他強調國家安全應突出經濟觀念,而非把安全建立在龎大的軍備之上。因此,戈巴契夫削減蘇聯軍力,自阿富汗撤軍,以及從東歐撤出大部分的戰術核武。

經濟改革是要完成加速成長的戰略目標。為此,戈巴契夫提出一套包括經濟結構、管理制度和工作方法在內的「政策混合體」(policy mix)。但到了1989年1月,根據《真理報》(Pravda)透露,蘇聯的經濟改革未能全力施為,國民經濟未達應有的發展速度,若干重要指標未達預期數字。

如同過去許多共黨國家實施經濟改革的經驗,戈巴契夫面對的主要障礙還是政治問題。那些安於現狀的黨政官僚,擔心改革會使他們失去既得利益;而覬覦最高權力的蘇共高層人士,則企圖利用改革期間發生的陣痛和社會失控,挑戰戈巴契夫的權位。

在政治改革方面,戈巴契夫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普選和總統直接民選制度,這是蘇聯歷史上的創舉。最重要的是,他提出多黨制的觀念,認為蘇共應放棄憲法保障的壟斷權力,應透過民主化的過程,經由和其他政治力量的公平競爭,來爭取執政的地位。因此,戈巴契夫被視為「自廢武功」,造成蘇聯政治社會的混亂。

著名俄國歷史學者雷沙諾夫斯基(Nicholas V. Riasanovsky )曾說:「整部俄國歷史都是被右派保守分子和左派急進人士之間的鬥爭所左右,中間溫和力量始終無力影響事件的基本過程。」據說戈巴契夫曾以帝俄時期的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和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ll)作為他改革的典範;但反對彼得大帝的是保守的斯拉夫主義者;亞歷山大二世則被一名年輕激進分子暗毀。戈巴契夫改革的最大障礙,就是無法集結足夠的中間溫和力量。

戈巴契夫在外交上的表現,如與內政比較,算得上可圈可點。戈巴契夫對外政策的理念,來自於他的「新思維」,即強調蘇聯與外在世界的聯繫,以及建立相互依存的關係。其具體成就包括:他與美國達成的一些戰略武器管制協議,阻止了軍備競賽的危險性發展;他到西歐和美國訪問,直接向當地領袖傳達了蘇聯尋求和解的訊息;他對中共採取的妥協姿態,使雙方關係正常化的腳步大大向前邁進;他對東歐自主化和改革運動的容忍,掀起了1989年東歐的民主化浪潮;蘇聯在「第三世界」的形象顯著改善;蘇聯增強與國際體系的互賴關係,擴大了她在國際組織的活動空間。

值得一提的是,前總統李登輝執政時期,對蘇聯的民主化過程,以及隨後的「蘇東劇變」非常重視,曾要求屬下研究人員熟讀戈巴契夫的著作,並下令組團前往俄羅斯和東歐地區進行實地考察。戈巴契夫於1994年3月訪台時,曾前往總統府拜會李總統,雙方針對民主改革問題廣泛交換意見。

戈巴契夫終結「冷戰」有功,並因此獲得1990年諾貝爾和平獎。「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今天國際社會又出現「新冷戰」的說詞。在中美戰略競爭之外,普丁也想藉侵烏戰爭,恢復昔日蘇聯的強權地位。歷史是一面鏡子,不知人類要累積多少悲劇,才會記取痛苦的教訓?

*作者為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本文原刊《美麗島電子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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