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監是惡夢的開始，強凌弱，眾暴寡，這是監獄的日常。羅納德深知一味忍讓不會讓日子更好過，只會成為其他囚犯霸凌的對象，為了生存，他不主動出手，但會奮力反擊，至少，他要打到不讓別人侵犯自己。他說他是冤枉的，沒有人認真看待，直到某位獄友告訴他，有名叫普爾的犯人承認珍妮佛的案子是他做的，羅納德立刻寫信給律師要求重審，卻沒有得到回音。
羅納德覺得像是條被人拋棄在陰溝裡的狗，沒人在乎他的死活。他偷了刀子想殺死普爾，前來探監的父親勸他：「你告訴我，你是無辜的，我相信你。然而，要是你殺了這個人，你就永遠回不了家，一輩子屬於這個地方了。」這時羅納德才意識到，他無法控制自己的生活，卻可以控制自己的怒氣，他丟掉了刀子，放棄了復仇，他不想為普爾浪費生命。
然後，機會來了。一九九四年，O．J．辛普森案讓DNA鑑定技術廣為人知，羅納德再度請律師協助聲請DNA鑑定，最後證實犯人正是普爾，一名與羅納德年齡、身高、外貌均極為相似的黑人男子。這時羅納德已坐了十一年的冤獄。
珍妮佛陷入自責與悔恨交織的深淵。她不明白，那時房間昏暗，她仍看得很清楚，她逼自己用眼睛好好記下細節，端詳對方的臉，眼，鼻，嘴，記住他所有特徵，並在相片與列隊指認中指出了犯人。那個在惡夢中反覆浮現的臉孔，就是羅納德啊！她怎麼可能弄錯？她無法接受自己從被害人變成了加害人，更不知道自己錯在哪裡。
如果連一個與犯人面對面的被害人都可能指認錯誤，那其他案件又是如何呢？
追索這個答案的過程，有如剝洋蔥般，每剝一層卻愈辛辣，也距離核心愈靠近一步。
在沒有DNA鑑定技術的時代，性侵害案件要成案或破案，主要靠的是被害人的供述與指認。問題是珍妮佛的記憶是否可靠？她在高度壓力下是否可能指認錯誤？指認過程是否受到暗示？司法程序是否中立？
首先，羅納德與巴比．普爾兩人實在是長得太像了。珍妮佛努力記住加害人的模樣，然而記憶是變動且脆弱的，終究不像照片，隨時抽存讀取都準確無誤；何況她是高度恐懼之下留下的印象，當然有可能弄錯。
其次，原先珍妮佛在指認時不那麼確定，等她做完真人列隊指認，警察主動說：「我們認為有可能是那個人，妳先前選中的就是他的照片，」讓珍妮佛如釋重負，證明自己記憶無誤。事實上，羅納德是唯一連續出現在照片及列隊指認中的人，顯然影響了珍妮佛的指認。
再者，法官允許整個陪審團成員都是白人。這樣的組成是否可能因種族偏見而構成判決偏誤？當然不無可能。
記憶是可形塑的，隨時會受到外在影響而改變，當事人未必知道記憶是什麼時候改變，又是受到什麼影響而改變。警察通知珍妮佛到警局進行指認一事，已具有強烈的暗示性，那就是「警察已經捉到犯人了」，讓珍妮佛以為非得從中挑出一個人不可。事後警察告訴她「你做得很好」、「其他被害人的表現沒有你這麼好」，更讓她相信她的判斷，以至於三年之後她在法庭見到普爾，仍深信羅納德才是真正的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