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余英時在普林斯頓寓所的客廳，是知交友人、後學晚輩、意見領袖、落難書生常常造訪的地方。余先生與夫人總是開門迎客，關懷各人學思經歷，處境遭遇，也不吝交流，盡力幫助。2022年7月31日，余英時先生逝世一年之際，聯經出版主辦「回到余英時的客廳」線上紀念活動，邀請了曾經在余英時的客廳與先生談論學術、思考生活的好友與知交，延續對先生的思慕，探討仍在影響後世的學思貢獻。本篇文章為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葛兆光在活動中的發言輯錄，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擬。
時間過得太快了，余先生竟然往生一年了。在這一年裡，各種各樣紀念余先生的文章很多，余先生的詩、談話錄也出版了，現在聯經的文集也要出版了。一個真正的學者、了不起的學者，總是被人記住的。所以我相信余先生的文字，肯定是會永遠留在思想史和學術史上的。
今天聯經給的題目是「回到余英時的客廳」，這讓我好像又回到了余先生的客廳。從2009年開始，我和太太在這個客廳裡，和余先生大概談了有三十多次，肯定超過一百小時。我記得我總是在那個客廳面向院子的大玻璃窗下面，回頭就可以看到養金魚的池塘，而右手邊是放著余先生跟林海峰下圍棋的照片。
我曾經說過，跟余先生聊天、談話，為了聊得盡興、不受約束，所以我們約定好絕不錄音、也不記錄，只是偶然的，我會在我的筆記裡面記下幾句。所以我只能根據我的記憶，挑出一些跟余先生聊天的話題給大家報告，就算是再次回到了余先生的客廳。
他當時笑了笑說：「我現在沒有精力，這事就交給葛兆光了」，我說我可寫不出來。我沒有余先生那種高瞻遠矚的視野，到現在也沒有能力寫出來，所以想起來也真是很慚愧。
未盡的「唐代佛教和文人」
讓我從一個非常具體的話題開始。我想很多人通過各種渠道，都知道余先生曾經有過寫「唐代佛教和文人」計劃。余先生就像王汎森兄說的一樣，「上到堯，下到毛」都有論著，偏偏沒有專門寫過唐代，所以大家都非常希望余先生能寫出來。可是直到余先生往生，這個計劃也沒有實現，大家都很遺憾，我也一樣。不過我在余先生的客廳裡，至少曾經有兩次關於唐代佛教和歷史的長談；現在我把它回憶出來，也許可以讓大家稍微了解一下，余先生關於這個問題的一些想法。
記得是2012年春天，我第三次到普林斯頓大學去客座。那一年，我們不僅給余先生帶去了在他老家潛山拍的一些照片和視頻，而且我給他帶了一本自己的書，就是重新修訂過的《中國禪思想史》。大概半個月以後，在一次余先生客廳，他很認真地跟我聊起唐代禪宗的問題。聊得很多，大多數我現在都不記得了，但很清楚記得余先生接連問了好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學術界對於唐宋的禪宗跟政治史的問題討論並不多？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禪宗對文學和士大夫生活影響這麼大，而對上層的政治影響很小？第三個問題則是禪宗在佛教的中國化，他問：「就像你說的『老莊化』，是不是導致了禪宗跟政治有所疏離？」這三個問題他至少問過好幾次，說實在話，這些問題我一直沒想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