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第二種途徑而言，因為受影響者是外國航空公司，其母國自有權對此行為請求救濟。雖然在服務貿易架構下，另訂有航空運輸服務附件（Annex on air transport services），但該附件第三條明白規定航空器的維修、航空服務的銷售以及電腦訂位系統服務仍有服務貿易總協定的適用。因此，中國威脅阻絕外國航空公司的銷售，仍有ＷＴＯ規範適用。
提起的方式有兩種可能：從外交或政治途徑而言，在總理事會或服務貿易理事會表示關切；就法律途徑而言，中國民航局的函文以及若不更名則將禁止市場進入的威脅，可以認為是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瞭解書（ＤＳＵ）的措施（measure），因此可在爭端解決程序下提起訴訟。
此途徑是解決此一問題的最佳方式，因為受影響的乃是外國航空公司，由其母國提起救濟，名正言順，同時可避免兩岸正面對決的政治爭議。然而，此項途徑繫諸於人而非操之在己。外國若願意提起救濟，對台灣而言，是極大的外交勝利，因為若外國對台灣之後加註中國表示關切，即意味對於一中政策的懷疑或鬆動。
ＷＴＯ救濟具高度政治敏感
第三種方式，則是台灣對於中國在ＷＴＯ下提起救濟，可能方式有一樣兩種：第一種仍然是外交或政治上的關切。不過，台灣與中國間的關係向來是ＷＴＯ的敏感議題之一，在ＷＴＯ秘書處的通訊錄上，台灣代表團如何稱呼即曾爆發相當大的爭議。
第二種方式是法律途徑，台灣對於中國的措施提起訴訟。除了前述如何特定化措施之外，台灣基於何利益受到影響而提起訴訟，將是一項可能爭議。
在EC-Bananas一案中，美國因歐盟措施影響南美香蕉進口優惠，向歐盟提起訴訟，上訴機構（Appellate Body）對於當事人適格做了寬鬆解釋。上訴機構指出：ＤＳＵ並未規定會員須具備何法律利益，方得以提起設立小組的請求。上訴機構認為，會員將自己決定小組的設立，對於爭端的解決是否有所助益（fruitful）。
其次，除了違反之訴（violation complaint）外，ＷＴＯ另設計一個特殊的訴訟制度──非違反之訴（non-violation complaint）。即使一會員未違反ＷＴＯ義務，但使得另一會員的權利受到減損，受影響的會員亦得提起訴訟。因此，上述兩個訴訟途徑，對台灣並無特別困難之處。然而，此項訴訟的提出，將具有高度政治意涵。
首先，中國最不想見到的就是，在國際法庭與台灣平起平坐，原被告的並列，意味台灣自外於中國之主權。從國際法學者克勞福（James Crawford）的角度來說，台灣對於中國提起訴訟，可以說是台灣宣稱自外於中國的最佳體現。因此，政治後座力無窮。當然，訴訟乃是談判的一個籌碼，訴訟過程中，兩造可以達成和解，以兩造合意的方式解決爭端。
中台皆可接受的可能方案為何？
也因此或許有第三種可能的方式，亦即藉由欲提出訴訟取得談判的可能性。在這個前提下，我們要思考的是：中國可以接受，而台灣也可以接受的可能方案為何？當然，台灣之後加註中國，台灣不能接受。但若是英國布克獎（Man Booker Prize）的解決方式呢？布克獎經徵詢英國外交部後，認為台灣適合的名稱為台灣，但是在國家以及領土（country/territory）並列的情況下，而此項命名不具有主權意涵。我們不確定中國是否可以接受，但是我們台灣自己呢？而最根本要思考的問題是：我們所持有的護照上寫著Republic of China加註Taiwan，這跟Taiwan, CN的差別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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