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作者與鄂蘭的契合程度，也造成了一種存在焦慮。首先，雖然《漢娜鄂蘭傳》替揚布魯爾贏得美譽，但「傳記作家」也成了身上撕不下來的標籤，從而讓人忽視她的「哲學家」身分。此外，亦有學界的人批評這本傳記「不夠哲學」，因為它無法回答鄂蘭所留下來的哲學問題。另一方面，高度的心靈契合也一度讓她徹底失語，幾乎無法不藉由鄂蘭之口來發聲，因此陷入精神危機。《安娜佛洛伊德傳記》的成功則更加強化了那個標籤的黏著程度；甚至，在進入九○年代文學理論開始流行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之後，不但進入另一個人內心的可能性備受質疑，人的生命歷程能否轉化為一個連貫的故事也被否定，連帶她唯一被人認定的身分也是。
試圖確立自己的獨特聲音、存在價值乃至存在的本身，於是成了作者多年的心靈寫照。刻意某程度遠離鄂蘭的她，致力於發展自己的思想與理論，才寫就了《創作型性格》一書，但出版後卻石沉大海，甚至（根據揚布魯爾的苦心搜索）不曾在書評媒體上掀起過一波漣漪。
眾裏尋己千百度，直到從雅斯培的鏡子再次望見鄂蘭，建立了屬於自己的一套傳記哲學，作者才能和自己和解。進一步解釋，作者在《面對傳記的制約》導言提及，人類關於終極幸福的幻想大抵有三。第一種是找到能與自己合併成圓形的另一個缺陷。第二種是想同時成為兩種性別兼具，或根本就是同時當兩個人的幻想。第三種則是唯有傳記作家才有機會達成的第三種幸福：作者在書寫傳記主角的過程當中，一方面體會了「另一個人住進了自己生命當中」的奇妙感受（第二種幻想的另一種滿足方式），包括那一個人的各種奇妙感受與（性）幻想，一方面則得以滿足「此人活著就為了等我（幫她立傳）」的幻想，從而宛如感受到被書寫的對方因為有自己替她作傳而感到十分幸福（類似第一種幻想的滿足）。
其傳記哲學的意涵在於，首先，各自殘缺的兩人想藉由互補來成就一個圓，結果大抵是雙方試圖將對方裁剪成自己想要的形狀，然後以血淋淋喊痛的畫面收場。傳記作者同理不該按照自己想要的形狀替主角剪影。再者，傳記作者與故事主角畢竟是兩個人，因此，唯有傾聽與對話才能「同情理解」彼此，從而達成「擴大心胸」；反之則會淪為與第一種幻想相同的結果，不但讓傳記主角淪為暴力的施加對象，作者本身也不可能從中獲得真正的成長。最後，更重要的是，傳記亦可成為讀者與主角的溝通場域——讓讀者與主角進行對話，並藉此思索自己的問題。
六、結語：期待相互輝映的星火
至此，我們才真正理解，為何作者會說「傳記不是提出理論的適當地方」。揚布魯爾終於明白了一件事：既然「思考」首先是一種「內在對話」，亦即反覆的自問自答，那麼作者長期的自我對話對象，既是鄂蘭，也是自己；藉此說出的話乃是不折不扣的思考，而非失語。嚴格來說，關於這一切的理解與體會，是她二十年來反思自己的傳記書寫經驗之結果；此外，即使做為一場與鄂蘭的「對話結果」，也絲毫不減這是出自於作者本人的思考，她個人所提出的「傳記哲學」之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