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迦納、塞內加爾和突尼西亞，中國大使館自2019年起為當地媒體召開記者會，傳播有關新疆局勢的虛假或誤導性資訊；其中，迦納和塞內加爾的一些媒體不加批判地轉載了這些訊息。
在肯亞和南非，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僱用在中國的非洲記者用斯瓦希里文和英文製作新疆「日記」 和「日誌」，然後在非洲東部和南部傳播，粉飾這些侵犯人權的行為。我們的報告還發現，來自英國、以色列和其他國家的國際部落客被金錢收買，或者以其他方式被利用來幫助宣傳中共在新疆的訊息。
2021年3月在法國，中國環球電視網（一家中國官方的廣播公司）發表了一篇由名叫 Laurène Beaumond的法國記者撰寫的文章，聲稱他住在中國並多次訪問新疆。這篇文章對中共在該地區的鎮壓行動給予了高度評價。媒體記者們後來發現，這篇文章實際上是由中國中央電視台的一位前法國主持人用假名寫的，並且這名字在此之後再也沒有被使用過。在這個例子中，中國政府所做的嘗試，因為觸發了媒體對其可疑真實性的討論，而在很大程度上適得其反。
中國共產黨相關人員為操縱全球關於新疆的輿論而採取的更多脅迫性策略包括：通過網路霸凌或拉攏來壓制批評意見，以及在社群媒體上發起協調一致的非真實貼文，以淹沒批評者或製造虛假的支持。在澳洲，研究人員Vicky Xiuzhong Xu在發表了一份關於維吾爾人在新疆進行強迫勞動的報告後，遭到了中國民族主義用戶們的網路霸凌。
公民社會及獨立媒體帶頭抵抗
正如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投票結果表明，中國政府的影響力是有限的。 BGMI報告發現，雖然一些政治領導人願意迎合中國共產黨的利益，但獨立的新聞機構和公民社會在反擊中國政府的媒體操縱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包括其在新疆對人權的侵犯。這種非政府的抵抗可以反過來幫助建立公眾壓力，迫使各國政府們要求中國為其迫害行為負責。
舉例來說，儘管塞內加爾政府與中國政府關係密切，但該國人口中九成五的居民是穆斯林，當地媒體也報導了公眾對維吾爾人的聲援；在肯亞，獨立媒體委員會公開指責公共的廣播公司，肯亞廣播公司，轉載了中國政府對新疆的宣傳。而近期在迦納，想直接擴散中國政府對聯合國人權專員報告回應的意圖，並未能在社交媒體上獲得支持。
印尼媒體批判性地報導了維吾爾族問題，在中國駐雅加達大使館前也發生了幾次抗議活動。馬來西亞的許多穆斯林知識分子對中國大使在2019年開展的政治宣傳作出了憤怒的回應；這名大使撰寫了幾篇專欄文章，聲討有關新疆權利侵犯的「西方報告」。一個穆斯林公民團體在本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投票前致函印尼和馬來西亞外交部，呼籲他們支持辯論的動議。
一個階段性的勝利
最終，有7個在BGMI的報告中被檢驗的國家，於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投了棄權票或者支持中國。其中五個國家──阿根廷、印尼、馬來西亞、墨西哥和塞內加爾──被評估為「容易受到」中共的媒體影響力。剩下的兩個國家，巴西和印度，都被自由之家評為「有韌性的」，儘管其政府選擇了棄權。
雖然中國政府這次在聯合國取得了成功，但來自全球、對維吾爾族和其他位於新疆的穆斯林的基本權利的支持正在增長──這點從聯合國專家的聲明，以及索馬利亞、宏都拉斯、巴拉圭、日本和韓國等國家投下的「贊成」票就可以證明。
投「反對」或棄權票的國家的記者及倡議者們則應繼續回擊中共對媒體的影響力，並鼓勵其政府在國內外捍衛自由和人權。我們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中國政府的壓力操作可以被強大的民主社會所阻擋。這是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中國的第一次投票，但它不需要成為最後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