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丁以強大、階層式、外表民主的專制制度取代葉爾欽時代的親歐美路線，確保俄羅斯的寡頭以他為重。其中道理很容易理解：只要激起克里姆林宮的不滿，不僅財富會以可怕的速度消失，還冒著「被消失」的風險，指的不是當今常見的文化性消失，而是以殘酷且決絕的方式消失。從此，商業大佬只能暫時保有財富，而且前提是要符合總統的利益。媒體可能賺取驚人的利潤，但前提是積極支持克里姆林宮的全面方針。他們被期待一接到通知立刻將自己的商業帝國奉獻給國家，而其私人所有權還要充當政府官員合理推諉的工具。
也許最明顯的例子是「普丁的廚師」葉夫根尼．普里戈津(Yevgeny Prigozhin)，這位莫斯科餐館與餐飲服務老闆因與普丁關係密切，而成為龐大企業的負責人。普里戈津最為人所知的事蹟，是據說身為位於聖彼得堡、惡名昭彰的網路研究機構(Internet Research Agency)的擁有者，該機構實際上是克里姆林宮的資產，旨在破壞全球政治穩定並穩固普丁的地緣政治利益。普里戈津的例子可能是最顯眼的，但絕非獨一無二。像普里戈津一樣的人物，一邊涉足合法經濟，一邊涉足組織犯罪，似乎在3P獨裁者鞏固權力的地方蓬勃發展。
在委內瑞拉，哥倫比亞貨運大亨亞歷克斯．沙柏(Alex Saab)利用於卡拉卡斯市的政治人脈累積巨額財富，先是超收數十億美元的進口食品費矇騙委內瑞拉政府，接著用這筆錢來支持馬杜洛政權。在菲律賓，中菲混血小鎮商人之子黃書賢(Dennis Uy)累積財富之迅速且範圍之廣，從賭場到法拉利經銷商再到自來水公司，毫不意外，黃書賢與杜特蒂是二十年的老友。在匈牙利，與奧班同鄉的二十年好友洛林茲．梅薩羅斯(Lőrinc Mészáros)在短短五年內從建築工人搖身一變成為億萬富翁等級的商業大亨，並獲得了豐厚的政府合約。在安哥拉，金錢的力量留在長期獨裁者休塞．愛德華多．桑托斯(José Eduardo dos Santos)的家族中，其女伊莎貝爾．桑托斯(Isabel dos Santos)憑藉「家族人脈、空殼公司和內線交易」成為億萬富翁和非洲最富有的女性。
巴西在勞工黨(Workers Party)執政之下，該國最大的工程公司奧德布雷赫特(Odebrecht)成
了賄賂的渠道，控制國內外的政治家，盜賊統治(kleptocracy)成為巴西外交政策的工具。
以上所有案例中，獨裁者皆努力授權與控制該國財富的主要持有者，且毫不避諱地轉而利用這些財富來支持和維持自己的權力。同樣的，這些政權也很快地懲罰了不願屈服於領導人的企業。
這些看似主要是弱小或某區域那些貪腐國家的煩惱，西方民主大國也無法倖免。在義大利，貝盧斯科尼公然利用私人財富以維持其政權長達數十年。在美國，最高法院藉由其惡名昭彰的二○一○年「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裁決，建立了向政治家支付合法報酬的奇特制度，該裁決催生了著名的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簡稱PACs)，並為私人政治活動開啟大量不受監管的資金。它也藉由合法化大多數國家視為刑事犯罪的事項，來「解決」貪腐問題，其一結果是，美國總統競選的正常成本飆破十億美元大關。
在當今世界，金錢仍一如往常是通往影響力的大道，現在被運用於民粹主義、兩極分化與後真相策略中。
＊作者為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學者、國際性報刊雜誌專欄作家。著有《以民主之名的獨裁》民粹、兩極分化、後真相，戕害自由的21世紀「權力遊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