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中葉，後現代主義成為顯學，索緒爾的語言符號任意性原則的討論就出現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中，從語言哲學的角度認為語言符號的能指和所指之間有本質上的關聯，二者是通過語言的制約和社會的制約建立聯繫的；緒索爾在此指出，對一個人類學家而言，從言語的觀察進入語言的分析，正是由個體案例進入整體社會文化研究的過程。布拉格學派繼承了索緒爾的研究路線，繼續深入對二元對立結構的觀察。布拉格學派又稱為功能主義學派，功能主義的特色在於強調對社會風俗（制度）的觀察，認為各項風俗反映了一種文化上的特定功能，彼此發揮作用，構成社會的整體運轉。
基本上功能主義認為歷史不應該臆測，而是要從社會現實中去推演制度的形成，和制度間彼此關聯。進而討論這些制度的彼此影響，及產生種族凝聚力量。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結構主義所重視的是一種制度性、或儀式性、象徵性，比如圖騰。拉德克利夫・布朗說：「透過人類對圖騰像征物的選擇，象徵人類普遍化心靈的一致。」
二、韋伯的民族國家與支配
從圖騰的選擇，和普遍心靈的共通性，使得部落得於產生，並透過圖騰信仰，形成一種種族凝聚力量，並匯成國家雛型。
近代哲學巨擘韋伯對民族國家，有兩個概述，一是垂直的歷史觀，即為文化承傳，二是從支配社會學來討論。韋伯的這兩個主軸論述，正點出近代政治社會學的一個焦點──「國家─社會」。韋伯認為國家與社會是一致的，而在這個觀點上，馬克思則主張社會本質就是勞動，傅柯的看法是架構在權力。
如果我們要了解韋伯的理論面貌，還得先從韋伯對「民族國家—社會支配」兩個支點去看待和了解。民族國家對韋伯而言，是一個民族的歷時性共通語言，民族如何去作為生命共同體，和思索它的永續和未來。這點，韋伯和馬基維利是一樣的。馬基維利處在一個義大利四分五裂時代，他意識到義大利再恢復到羅把帝國時代已不可能。但如何透過民族統一義大利，是他所日月苦思的事。《君王論》就是在這種語境下出爐。馬基維利認為，民族國家是個壟斷體，可以完全決定個人的生命和身體，在共同體（民族）面前，個人的榮辱和生命，是不足於相比的。因為民族的永續和圖存，才是唯一的。國家和民族道德，不能和宗教道德一樣，在這個面向上，韋伯和馬基維利有著相同看法──亦即個人意志倫理不能成為國家倫理。在韋伯對國家和社會支配中，有兩個主要命題，即「民族國家是一個正當暴力的壟斷組織」與「支配的正當性」。而支撐暴力和支配的合法性，來自於它的正當性，只要違背正當性（legitimacy），那麼國家民族對個人的暴力壟斷和支配，就失去它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