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量垃圾裡整理出一小包、一點點累積成一車的回收物，回收價格也只會越來越低，例如2022年7月1日起寶特瓶一公斤只剩2元、白紙（指一般印刷文件書籍用的紙類）一公斤4元、紙箱2元，人們常見拾荒者回收的紙箱總是堆得又高又滿，那一車50kg其實只能賣500元。
「回收價格一直以政策補貼支撐，環保署有基金會跟製造商收清潔費、回收基金給處理商，一層層往下算，拾荒者能得到的錢就非常少，加上拾荒者大多是個體戶、缺乏集體力量，只能單方面被價錢給控制……」廖宏毅說。
這份工作錢賺得少、每月收入折算時薪才33元，身體傷害卻多，手指關節腫大、操到裝人工膝蓋、整理回收物玻璃劃傷等，更疲憊的或許是隨時活在恐懼裡──拾荒者的工作是沒有辦公室的，各種垃圾與回收物就堆在家門口，鄰居一方面要拾荒者幫忙整理沒空追垃圾車之下的產物、一方面又厭惡垃圾、疫情時更為恐懼，彼此常有紛爭。廖宏毅說這不只是口頭紛爭，更嚴重一點就檢舉、初罰1200元限期不改善再罰，這已差不多是拾荒半個月的收入，也因此拾荒者隨時對陌生人充滿戒心、時常要趕赴回家整理垃圾。
既然這份工作如此疲累，為什麼還是存在那麼多的拾荒阿姨？廖宏毅說的阿姨A，今年70多歲、原是工廠女工卻因產業外移而失業，雖然後來在餐飲業工作，卻因丈夫車禍後的身心狀況，時常工作到一半一通電話「你老公不見了」就要衝回家、幾乎無法專注於工作，最後阿姨的選擇就是拾荒，只有這樣的工作才能帶著丈夫邊走邊做，也當作復建。
阿姨B是傳說中有3棟房的，但每次造訪五角拌都看起來非常累，清晨4點市場工作、整理回收物、賣回收物再整理、半夜一兩點才睡覺。明明有3棟房，為什麼來做？原來阿姨把從前存的錢都買房給孩子住了，就是那3棟房，年邁母親付出一切給孩子之後還是要工作，但也因年邁，她只能選擇這樣的工作。
「這本來應該是有尊嚴的工作，但整個制度與社會氛圍 讓這工作成為貧窮者的工作。」廖宏毅說。事實上，拾荒者以手工人力處理城市大量的垃圾、以專業進行分類、節省資源浪費，其中眉角都是專業，但也確實拾荒者對自己工作很沒信心。五角拌想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替阿姨們找回信心，當他們看見一位阿姨從原本卑微謝謝社區送餐到開始當講師、開始可以給建議說活動怎麼辦比較好，「除了弱勢身份，我們看見另個她，更有力量、更開心。」
「正常老闆該給的薪水，但對弱勢者來說很困難」工地看遍人生百態 他看遍「好手好腳」背後真相
人們說肯吃苦不怕沒錢賺，但曾擔任工地監工多年、以《做工的人》一書寫下工人人生百態的作家林立青，見到的也不是那回事。2021年台灣COVID-19疫情正式爆發、陷入三級警戒時，林立青曾奔走於台北車站與萬華為最窮苦的人送物資，但送著送著他發現每次送物資時睡在車站的人都越來越多、疫情後要重新找工作也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