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何在？我無意讓大家相信一個在野黨的從政者一定會有更好的能力、學識和道德操守等，因為它也許是結果，但絕不應是原因。建設一個道德化的政治絕不可寄望於道德化的從政者來完成。盼望聖君賢相來治國平天下，可能要期待五百年才有一個，要求一個從政者的道德化，那是操之在人的；建立道德化的制度，並逼迫個人不得不遵守道德的制度，才是操之在我。這種為人民設計並實現道德化的制度簡單來說就是建立強而有力的監督力量。在民主政治中這種力量就是「反對黨」！創造一個強而有力的反對黨，才是道德化政治中最穩靠的保證。
在當年威權體制過渡到民主體制的轉型期中，黨外人士要選上縣市首長可謂是難上加難，那麼要如何讓選民願意相信黨外的人士比起國民黨候選人更值得信任與託付呢？難道個人學經歷的優劣與公共政策的論述高低沒有影響嗎？而如果在二三十年前的台灣，選民就願意託付給當年號稱「清廉、勤政、愛鄉土」的民進黨候選人，怎麼反到了今天在台灣公民社會愈加成熟的情況下，本土政黨卻反而開始低估起了選民的智慧呢？
領導人態度決定國家的未來走向
幾日前，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有一場關於《流麻溝十五號》的座談，筆者有幸得以參加，並在最後與主講人曹欽榮老師談論到有關台灣轉型正義推動上的一些困難之處，最後筆者的結論即是國家領導人的態度決定了國家的政策及價值觀走向。而今天的台灣與中國之爭（抑或是全球民主與獨裁國家之爭），也正是一種國家生活方式與統治者價值觀的差異之爭，未來的台灣社會究竟要選擇怎麼樣的生活方式與制度，也正操之在國家公民社會的選擇與領導者的態度上，國際社會的各民主陣營也都在迫切關注。願台灣人民與領導者未來能做出睿智的選擇，將無數民主前輩用血淚努力換來的民主制度，為我們的後代做好保留。
＊作者為自由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