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重回文革的擔憂表明社會相當多的人對習的路線、政策和理念的不滿，他們一直在抵制習開歷史倒車的行為。習試圖扭轉歷史發展的走向，不過，在過去10年，中國總體上仍處於已經延續百年之久的現代化變遷和轉型進程。而歷史的樣本顯示，一個社會在向現代化變遷過程中，隨著公民權利意識的生成，以集體行動為主要形式的社會抗爭和社會運動早晚要出現。
中國亦不例外。改革開放在意識形態上給中國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公民意識的重新復活。它讓中國發生了六四學生的抗爭運動，以及隨後一波又一波的維權行動和群體抗爭，習想強行阻斷這個過程，重判了公民運動的維權者和其他反對力量，但是他不可能讓公民意識在民眾的頭腦裡消失。民眾只是在當局的高壓下暫時把它隱藏起來，一遇到合適的土壤和時機，會重新激發起他們對自由和公民權的追求。
中國社會的「定時炸彈」
中國外部環境的迅速惡化、習強行開啟第三任期，特別是清零，正給社會抗議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時機，並將孕育著一場社會變革運動。
首先是美中對抗使中國的發展環境變得空前嚴峻，中國經濟的衰退很大程度上受制於美國在地緣政治和科技方面對中國的打壓與圍堵，疫情的封控又進一步加劇了這種狀況。尤其是今年，經濟持續嚴重下滑，出現大面積的企業倒閉和失業潮，民眾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急劇下降。分析中國的人口結構，目前作為社會主體的70、80、90後，他們不像其父輩那樣對貧困有深刻體會，能夠耐貧，當個人和家庭的生活水平因經濟不景氣和疫情要過苦日子，時間長了，他們不太可能適應這種狀況，會驅使他們走向街頭表達抗議。對當局而言，這無疑是一顆「定時炸彈」，必須嚴防死守，不讓它引爆。
可當局的「拆彈」方式是全面強化中共的一元化領導，加強對社會的暴力管控，同時部分滿足大眾在分配上的平等需求。也許短期這會削弱社會抗爭的基礎，但長期來看，這樣做不但不能壓制人們的不滿和反抗，反而會催生大眾的政治意識，隨著國家控制能力的走弱，從而激發大眾的抗爭意識和行動。特別是考慮到國家對社會的躁動情緒已經完全失去感知和回應能力，更有可能如此。
原因在於，習上台後，雖注重在分配上補短板，用真金白銀搞扶貧，但也使得當局必須加強征稅的抽取能力，而征稅抽取能力的增強又造成當局和工商階層的矛盾激化，企業家們紛紛躺平，導致經濟進一步衰退。從社會轉型的角度看，一個政權，如果發展以征稅為主的抽取能力與以暴力控制為主的強制能力，而忽視分配、規範能力與對大眾的保護能力的發展，這種不均衡的國家能力建設會帶來廣泛的社會抗議。在此基礎上，經濟增長不僅不會帶來社會的普遍繁榮與發展，還會制度性地制造經濟與社會不平等，進而導致兩極化，出現普遍的社會不滿和社會怨恨，最後嚴重削弱政權合法性的基礎。習之前的中國很符合這種情形，江、胡時期的社會抗爭和群體事件特別多，但現如今，繁榮不再，對普羅大眾分配上的改善不足以彌補他們失業加劇帶來的損失，從而最終並不能減少人們與當局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