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維尼斯－松本提到，從歷史角度來看，清朝時期與歐美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是歐美認為清朝的文明程度較低，因此由歐美來決定清朝適用的國際法範圍，這樣的經歷成為中國無法抹滅的記憶，所以現在有意無意仿效19世紀後半時期西方操作國際法的方式，把國際法當成延續國力的工具。
庫維尼斯－松本亦稱，日本1868年進行明治維新，學習接納國際法，主要是為了避免被殖民，以及修正先前與列強所簽的不平等條約。他指出，日本透過遵循國際法來表現其為文明國家，接著同樣學著把國際法當工具，並於1910年被西方視為新強國後，開始用高文明姿態殖民他國。
中國無法獨立改變國際法規
不過庫維尼斯－松本強調，把法律當成工具的做法，並非由西方發明，因為權力與法律本來就存有關係，「要合理化行使政治權力，就需要法律論述」。他提到，日本已故知名國際法學者大沼保昭，生前曾提出跨文明的國際法概念，試著把國際法和西方文明脫鉤，但未擺脫資本主義等西方思想脈絡。
庫維尼斯－松本認為，中國對國際法的認知，與西方沒有根本上的差異，只是晚了1世紀才開始接受國際法，但中國不接受現行的國際法規，想要重塑關於人權的內涵。對於中國制定的《香港國安法》，他坦言，該法文字模糊，加上中國司法體制不健全，對全球學者和政治人物具有示警作用。
研究國際人權法的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助研究員陳玉潔表示，儘管《香港國安法》具「長臂管轄」，但不認為這是中國提出的「國際法」。她直言，中國想要改變國際人權法規，無法獨力完成，一定要靠結盟，而中國與威權國家、發展中國家結盟，近年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占有優勢。
陳玉潔指出，結盟可分成意識形態與交易型態，而後者是基於利益的結盟，態度是否轉變值得觀察。她強調，中國應做出大國風範，遵守國際法規，而非利用歷史上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即百年國恥來當享有例外的理由。她也認同中國仍傾向雙邊談判來解決爭端，進行法院仲裁可能只是增加外交談判籌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