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海軍都不想放棄南進的機會，又都不願負開戰之責，但南下太平洋畢竟是海軍的主戰場，推來推去，最後逼得永野修身不得不表態。永野修身在御前會議上以極弔詭的言辭表示：既然無法接受美國的條件，戰爭就不可避免；那麼，日本就應「施以死中求存之策」，積極準備開戰。永野的邏輯是：不戰，日本必敗；戰，或許還有一線生機。既然要戰，就要先發制人，占得先機。於是，御前會議通過把「南進」作為國策，準備以「奇襲」方式南進。
「南進」成為國策後，天皇及近衛首相還是擔心這場仗沒法打。近衛召集五相會議，希望能撤回御前會議的決議。近衛特別懇請陸相東條英機同意陸軍做出讓步，包括考慮從中國撤兵、或部分撤兵。東條英機認為撤兵就等於承認失敗，陸軍不僅失了顏面，還影響其後的發展。因此，東條回應：「陸軍寸步不讓。」
近衛首相無計可施，憤而辭職，把爛攤子丟給下一任。既然內閣壓不住軍方，天皇乾脆讓東條英機接任首相，並命東條重新審視國策。諷刺的是，作為陸相，東條絕不讓步；但作為首相，東條必須權衡全局。東條也清楚，以日本當時國力，對美開戰勝算極微。於是，東條召集陸海軍相關部門，要他們立即檢討南進會議的國策。
一次又一次的「檢討」，陸、海軍都不敢保證能贏，但也都不願示弱，雙方皆不表態。東條也嘗到近衛的苦果，他勸參謀總長杉山元放棄戰爭主張，然而，就像半個月前近衛勸他反戰一樣，他也遭遇了與近衛相同的結果：勸說被拒絕。
問題仍然無解：若不接受美國條件，即使維持現狀，避免對美開戰，則2年後反而最危險，因那時日本儲備石油已耗盡，日本必逃不過敗亡的厄運。反觀開戰這個選擇，雖然沒有戰勝的把握，但誰能預測以後的事呢？不戰必亡，戰也許還有一線生機。就這樣，日本陸海軍各自為政，首相治不住軍部，天皇也沒法彌合內閣與軍部的意見，東條這場本是為避戰而做的重新評估，反而得出了開戰才有出路的荒謬結論。
歸根究柢，還是要歸咎於日本特殊的政軍體制和組織文化。作戰首先要衡量自己與敵國實力及國際形勢，日本陸、海軍卻先把自己軍種的權益放在國家整體利益之前，明知對美作戰將陷日本於災難，但最後卻寧願選擇一個看不見未來的戰爭。在強勢軍部的壓力下，文官內閣想要避戰的企圖也在莫名其妙的戰狼氣氛中被遏制。
果不其然，開戰後，前6個月日軍順利攻陷新加坡、馬來半島、印尼，之後海軍就陷入進退抉擇的困境了。
如果沒有「兩顆原子彈」，中國會否勝利？
坊間一般認為，若沒有美國在日本廣島、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中國本無力抗日，不一定能獲得最後勝利。沒有美國的原子彈，中國到底有沒有辦法勝利呢？其實，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在蔣介石的抗日大戰略中——以持久消耗戰拖死日本。如果沒有兩顆原子彈，日本不會贏，中國也不會輸，戰況會再拖延下去，而拖得愈久，日本就愈被動，最終還是要敗。所以，兩顆原子彈的作用是加速了日本投降，並非影響成敗的關鍵。
這裡有個現成的例證。日軍傾全國之力，在「一號作戰」中打通豫湘桂，把國軍逼到西南一隅，但仍然無法扭轉情勢，最後是白忙一場。還有，本書第二卷第七章已說明，日軍始終未能攻入四川，其來有自。如大膽假設，日軍的「五號作戰」成功實施，拿下了四川，即便如此，日本也不一定會贏。因為，中國太大了，沒了四川，國民政府還可退到雲南、西藏、或青海，繼續撐下去。中國拖得起，日本卻拖不起。
反過來說，假如沒有珍珠港事變，假如美國沒有參戰，中國也不見得會輸。因為日軍在中國久戰無功，能源及軍備消耗極大，國內經濟困難，1940年開始，內部已有批評的聲音，政府與民間都出現「是否該從中國撤兵」的質疑。是以，中國只要能堅持到1943年歐洲戰場好轉，英、美、蘇都會轉過頭來對抗日本，畢竟日軍侵華嚴重影響到他們在華的利益。那時，即使美國不加入對日作戰，中國只要拖得久，就有勝利的機會。
可以說，從日本打下上海、南京，決定沿長江仰攻那一刻起，就踏入它的惡運；從發動太平洋戰爭那一刻起，就已注定了失敗的命運。
＊作者為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本文選自《重探抗戰史（三）：抗戰與中國之命運》（郭岱君編，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