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南克、戴蒙（Douglas Diamond）以及迪布維格（Philp Dybvig）共同獲得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台灣許多報導第一時間聚焦在柏南克曾擔任聯準會主席，以及任期間推行的量化寬鬆政策，還有津津樂道他卸任後於2015年5月來台演講時被「嗆聲」的逸事。誠然，柏南克在聯準會主席（2006－2014）任期間實施的貨幣政策，對全世界金融體系與市場具有無與倫比的影響力，在本書的歷史敘述中也占一席重要地位。不過，柏南克的學術成就才是他得獎的主因。對於柏南克的學術貢獻有多一些了解，應有助爬梳本書的脈絡，增進閱讀的樂趣。
傅利曼（Milton Friedman）與許瓦茲（Anna Schwartz）的鉅著《美國貨幣史，1867－1960年》是柏南克開始研究1930年代銀行恐慌與大蕭條成因的主要參考文獻。傅利曼與許瓦茲認為，聯準會的政策失誤使得貨幣供給極度萎縮，是造成大量銀行倒閉與大蕭條的主因。柏南克認為這是極具洞察力的見解，不過，這還不是整個故事的全貌。柏南克在1983年的論文的發現，貨幣數量的變動雖然在全部樣本期間（1919－41）顯著影響美國工業生產成長，但僅能解釋1930–33年間工業生產下挫幅度的一半，無法完整說明大蕭條期間極為嚴重的經濟衰退與緩慢的復甦。
柏南克進一步研讀其他重要文獻，尤其是費雪（Irving Fisher）在1933年關於債務緊縮（debt deflation）的論文，說明1930年代的通貨緊縮使得家庭與企業的實質負債上升，造成大批銀行資產品質惡化並倒閉；以及密希金（Frederic Mishkin）在1978年的論文，認為家庭資產負債狀況所造成的流動性緊縮與大蕭條之間有緊密關聯。於是，柏南克理解到金融因素在形成大蕭條上的關鍵角色。他的切入點是，當金融市場存在各種不同類型的借貸交易障礙時，金融中介扮演造市者與訊息蒐集的角色。對於金融中介服務的使用者而言，就會產生金融中介成本。當爆發金融危機，許多銀行出現財務困難甚至倒閉，難以繼續提供這些金融中介服務，中介成本將急遽上升，造成整體銀行信用嚴重萎縮，使得投資與生產中斷。因此，許多銀行倒閉造成金融中介服務中斷，對於大蕭條期間的深度衰退與緩慢復甦提供更為完整的解釋。此研究結論延伸出的政策意涵是，央行與金融監理機構應該致力於降低借貸交易障礙，尤其是訊息不對稱性，並據此制定適當的監理制度與規範，降低金融機構的中介成本，提升金融中介的效率。
